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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样的人，瑞典佬一直在想，秘密地犯罪——甚至当希利和蔼地对瑞典佬的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赞成或者反对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多恩第一次提出要到日内瓦医生的诊所做整容手术是从《时尚》杂志上读到的——他们不了解这医生，一点也不懂该怎么进行——瑞典佬悄悄地找过希利·萨尔孜曼，单独到他办公室见面。他们自己的家庭医生是瑞典佬尊敬的人，一个谨慎、认真的老人，他也会给瑞典佬出主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会替瑞典佬劝多恩放弃这种想法。瑞典佬却给希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来谈谈有关家里的问题。他到达希利的办公室后，方才明白自己是到那里去忏悔的，去讲出已经过去四年的事情，也就是在梅丽失踪后他与谢拉的私情。希利笑着问他，“我怎样帮你?”瑞典佬当时觉得自己几乎要说，“请原谅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瑞典佬每次开口讲话都必须尽力打消想将一切告诉希利的念头，想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整容的事。我来是因为做了我永远不该做的事。我背叛了我妻子，背叛了你，背叛了我自己。”但这样讲的话，又会背叛谢拉，不是吗?他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做更好，该他向她丈夫忏悔还是让她向他的妻子赔不是。不管他多么渴望摆脱这个玷污了他、压迫着他的秘密，想用一次忏悔为自己卸下重负，可是他有权牺牲谢拉来解脱自己吗?牺牲谢拉?牺牲多恩?不，这里有一种叫做伦理维护的东西。不，他不能这么一心只顾自己。拙劣的伎俩、背信弃义的花招，也许今后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瑞典佬只要开口讲话，他就特别想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人说，“我是你妻子的情人，”以便从希利·萨尔孜曼身上神奇般地找回那种宁静，这也是多恩一直希望在日内瓦找到的东西。然而，他只对希利讲了他是多么反对整容手术，只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到希利说，多恩也许早就有了看起来还不错的打算。“如果她认为这有助于她重新开始，”希利说，“为什么不给她机会?为什么不给这女人每一个机会?没有什么不对，塞莫尔。这是生活——不是无期徒刑，只是生活。做整容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想这样做的女人并不轻佻。她从《时尚》杂志得到启发的?那并不是将你抛到一边，她只是找到她想找的东西。你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们经历过可怕的伤害，想随便谈谈，结果发现她们心中只有这东西：整形手术。没看《时尚》杂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暗示也会产生结果，她们得到解脱。那些得到解脱的人，不能小看。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我并不是说它总会发生，但是我看到它反复发生，那些失去丈夫、病入膏肓的女人……你好像并不相信我。”其实瑞典佬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一个满脸写着“谢拉”的人。“我知道，”希利说，“它看起来像用纯粹肉体的方法去对付感情深处的东西。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绝妙的获救策略。多恩也许正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想你不会像清教徒那样看待这件事。如果多恩特别想做整容，如果你陪她去，如果你支持她……”那天晚些时候，希利给在工厂的瑞典佬打来电话——他打听过拉普兰特医生的情况了。“我们这里也有和他一样好的医生，我敢肯定。但是你如果想到瑞士去，让她离开这里，在那里恢复，有什么不行?这个拉普兰特是位顶尖好手。”“希利，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瑞典佬说道，在希利的慷慨大度的反衬下，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自己……然而同样是这家伙，与他同谋的妻子一道为梅丽提供藏身之处，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她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事实所能达到的最荒谬的事实。人们戴的是哪一种面具?我以为这些人站在我的一边，可是站在我这边的全是面具——是这么回事！整整四个月，我自己也戴上面具应付他，应付我妻子，我受不了。我到那里去告诉他，告诉他我背叛了他。我没有去，只是不想把这种背叛搞得更复杂，也决不会去，因为想到他也曾经多么残忍地背叛过我。

“我赞成或者反对，”希利在对娄·利沃夫说，“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但你是医生，”瑞典佬的父亲坚持说，“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娄，”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也许垄断了谈话。”

“请让我讲完。”对着餐桌上的众人，他问道，“是吗?我一个人在讲?”

“绝对没有，”马西亚说，友好地将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兴听到您这些错觉。”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他对她说。

“指的是自从您带孩子们去吃中餐和阿尔·赫贝曼穿衬衫系领带剪裁手套起，美国的社会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真的?”多恩对她说。“它们变了?没有谁告诉我们。”为了克制自己，她起身到厨房去。那里还有几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着多恩的指示，她们是在利沃夫家有客人赴宴时来此帮忙上菜和打扫卫生的。

马西亚坐在娄·利沃夫的一边，杰西·沃库特在另一边。杰西刚倒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厨房里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大家开始喝冷黄瓜汤。她动了动想起身走开，他不让她站起来。“坐着别动，”他说，“坐着吃。你不需要那东西。你需要食物。吃饭。”每次她在椅子上动，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里也不能去。

两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烛台上燃着十几枝蜡烛。瑞典佬坐在母亲和谢拉·萨尔孜曼之间，他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骗性，甚至马西亚的眼睛也这样——那种烛光似乎赐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蔼友善，肝胆相照，生动表现出人们渴望从朋友那里寻找的全部意义。谢拉和巴里一样，每年劳动节都会来，因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临。瑞典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时，几乎没有哪一次父亲不问，“那位可爱的谢拉怎么样?可爱的女人，她怎么样?”“她是多么尊贵的女人，”他母亲说，“这么有涵养。亲爱的，她不是犹太人吗?你父亲说不是。他坚持认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争执会持续数年，但是关于满头金发的谢拉·萨尔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话题却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多恩几十年来一直尽量容忍瑞典佬并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的一样。在她看来，这个话题是他们最难以讲清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最让人恼火的（特别是当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儿梅丽认为谢拉具有多恩没有的东西，便渐渐信任这语言矫正师而不再信任母亲的时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没有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多恩问他。“这与她的相貌没有任何关系，”瑞典佬解释说，“是与梅丽有关。”“她是犹太人与梅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过去是语言矫正师。他们敬畏她，”瑞典佬说，“因为她给梅丽做的那一切。”“她不是这孩子的母亲，不管怎样——是吗?”“他们知道，亲爱的，”瑞典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只因为矫正语言障碍，他们把她看成了某种魔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