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2/13页）

艾拉会告诉我工会例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些例行公事，比如关于新合同的提案，旷工的问题，关于停车场的抱怨，讨论逼近的战争”（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薪水和物价同退同涨的理论”——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说话，做事，思维的方式，也是由于艾拉即便在离开开卢麦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在《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牢固树立以后，他仍旧会谈起唱片厂和那里的工会集会，用他工人同事那样有摄人气魄的语气和用词，说起来的样子好像他还每早都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吧，因为没过多久他就自己要求转到夜班工作，以便白天可以用来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为共产党寻找合适的志愿者。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对奥戴而言，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最合适的目标，正如对艾拉而言，我是最合适他来指导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他所在工会举行的华盛顿林肯生日纪念资金筹募会，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年的2月，有人想到要将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长有力，关节粗大不平，头发浓黑粗糙像印第安人，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他装上了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脚靴，和一件老式不合身的黑礼服，他站到台上，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念得带有浓重工人阶级的政治语调，因此大受欢迎——而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于是他就一直接着诵读下去，背诵了他在九年半学校教育中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不论天国抑或地球上响彻的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一只关节上多毛的灵活的大手，挥舞着，将他已是长得非同寻常的手指中最长的一根直指向工会听众的眼球，每做一次，他都戏剧性地压低嗓音，以刺激“人民”。

“大家都以为我被激情所控制了，”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此而激动。其实不是因为激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为智慧深深感动。我一生中头一次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了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到了林肯所讲的真正的乡下，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项目，游行，野餐场合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参加了电业工人联合会的广播节目，虽然这样并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要高出两英寸，但他还是演得棒极了，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展示给大众。人们开始在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全家走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就要求坐在他的膝上，对他说他们圣诞节想要些什么。也不奇怪，一般说来，他为之表演的组织都是当地或与电业工人联合会分裂的，或在该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于1947年开始清除组织内共产党领导势力和成员时被开除的那些当地人。

但是在1948年，艾拉是纽约一名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与国内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结婚，当时他是安全的，没有为那场运动所波及，那场运动要永远灭除工会运动及全美国的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

他是怎样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出无线广播剧的呢?他究竟为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在那时，我绝不会想到这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据我所知，广播剧作家阿瑟·索科洛在访问芝加哥时，有一天晚上碰巧在西区一处工会会堂看到了艾拉扮演林肯的演出。艾拉在部队时就见过索科洛。他是作为军人到伊朗演出《这是部队》的节目。有许多左派分子在巡回演出，一天深夜，艾拉和他们几个人去了一次自由讨论会，艾拉记得，在会上，他们讨论了“世上所有的政治问题”。这伙人中就有索科洛，他很快就为艾拉所倾慕，艾拉称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因为索科洛幼时就是在困境中挣扎的底特律一名混迹街头的犹太孩子，他也全然是能被艾拉认可的，艾拉即刻感受到一种亲切，他在无根无底的爱尔兰人奥戴身上从未真正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索科洛那时已是平民，正在写《自由勇敢者》，他恰巧到了芝加哥，艾拉已在台上扮演了一个小时的林肯，不光是背诵或朗读他的演讲词和文书，还假亚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观众就当前政治争论所提的问题，带着林肯式高声调的乡下尖锐鼻音，那种笨拙的巨人的手势，他风趣又直率的言谈方式。林肯赞成控制物价。林肯谴责史密斯法案。林肯捍卫工人的权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参议员比尔博。工会成员热爱他们这位靠自学成功的坚定的人那极具诱惑力的口技，以及他对林戈尔德主义，奥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林肯主义的混合。（“加油！”他们对着络腮胡黑头发的艾拉大喊。）索科洛亦是如此，他将艾拉介绍给另一位犹太裔老兵，他是纽约的肥皂剧制片人，有左倾倾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制片人，艾拉才在试演后得到了一部日间肥皂剧中余下的一个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鲁克林的房客。

报酬是一周五十五美元。就是在1948年来看也不算多，但是工作稳定，比他在唱片厂挣的多。而且，几乎立刻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工作，处处都有活干，跳上候在一边的出租车，从一处录音室冲到下一处录音室，从一场日间演出冲到另一场，一天多至六场不同的演出，总扮演劳动阶级出身的角色，这些角色言辞粗鲁，删去了他们的政见，以使他们的忿怒为人所容许：“为上广播而把无产阶级美国化，让他们没有了胆气和头脑。”正是这些工作，将他推上了索科洛著名的每周一小时的系列剧《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时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这是令他转到东部去尝试换种新工作碰运气的原因。他为肌肉酸痛困扰，痛得很厉害，以至一周中有好几次——这时他不需忍着疼痛去演林肯或是传播思想——他会直接回到家里，在他房间外的门厅那边，浸在一大缸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上半个小时，接着就上床去，带着一本书，词典，笔记本，再不论什么，就手找点吃的。他认为这种疼痛是由他在部队里挨的那几次打引起的。最厉害的一次——他被码头上一伙人视作“黑鬼同情者”，突然被抓住，打倒在地上——他在医院里住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