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7/11页）

“林戈尔德先生，我的儿子内森不是一般的男孩。他是长子，好学生，我相信他比同龄人超前成熟些。我们很以他为骄傲。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切的自由。我尽量不像有的父亲去妨碍他。但是正因为我恰巧真的认为对于他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父亲的声音沙哑了，突然停下不说。我怕艾拉要笑话他，像嘲笑戈尔茨坦那样嘲笑他。我知道父亲的哽咽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前途，还为了他的两个弟弟，他那个贫困大家庭中首位目标定为上真正的大学作真正医生的家庭成员，都在不到二十岁时死于疾病。我们家餐厅的餐柜上并肩搁着两个相框，里面是他们的画像。我该给艾拉说说萨姆和悉尼的，我想。

“虽然我不想，林戈尔德先生，但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别人的信仰——宗教方面，政治还是其他的——与我相关。我尊重你的私生活。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这里无论说过什么都不会传出这房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想让儿子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关心过去。我关心当前。我必须告诉你，早在罗斯福之前，我曾如此反感这个国家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反犹太反黑人的偏见，共和党对不成功的人的鄙视和大企业的贪得无厌榨干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以至有一天，就在纽瓦克这里——这会让我的儿子震惊，他以为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嗯，内森，”他说，现在是看着我，“他们有总部——你知道罗伯特·特里特酒店在哪里吧?就沿街而下。楼上。公园路三十八号。他们在那里有办公室。一个是共产党的办公室。我甚至根本就没跟你母亲说过。她会杀了我。那时她是我的女朋友——那一定是1930年。这样，有一次，一天，我发火了。发生了一件事。我都不再记得是什么事了，但我在报上读到了什么，我记得我跑到那里，没人在。门锁着。他们去吃午饭了。我把门把手晃得直响。我距共产党如此之近。我晃着门，说，‘放我进来。’你不知道吧，儿子?”

“不知道，”我说。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幸运的是，那扇门锁着。下一轮选举罗斯福做了总统，曾让我跑到共产党办公室去的那种资本主义开始彻底革新，像那样的事这个国家还从没经历过。一个伟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共产主义处挽救了像我这样的爱国人民。我来告诉你让我震动的一件事吧——马萨里克之死。林戈尔德先生，那件事是不是一样困扰着你，如同它困扰着我?自从我第一次听到捷克马萨里克的名字和他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钦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罗斯福。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他被谋杀。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我为之困惑。我不能相信共产党会杀死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们做了……先生，我不想起头开始一场政治辩论。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回答，这样我和儿子就知道我们的立场。你是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不是，医生，我不是。”

“现在我要儿子来问你。内森，我要你问一问林戈尔德先生他现在是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向人问这样的问题完全有悖于我的政治原则。但是因为父亲要我做，也因为父亲已经问过艾拉又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为了萨姆和悉尼，我父亲死去的弟弟，我问了。

“你是吗，艾拉?”我问他。

“不是。先生，不是。”

“你不参加共产党的聚会吗?”父亲问。

“我不参加。”

“你没有计划，在你要内森去看你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锌镇。新泽西的锌镇。”

“你没有计划在那里带他去这一类的聚会吗?”

“没有，医生。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打算带他去游泳，远足，去钓鱼。”

“知道这点很高兴，”父亲说。“我相信你，先生。”

“朱克曼医生，现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艾拉问道，用他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时那种滑稽的向一边斜的笑法对着父亲微笑。“你为什么先把我当成是赤色分子呢?”

“因为进步党，林戈尔德先生。”

“你把亨利·华莱士认作是赤色分子吗?罗斯福的前任副总统?你认为罗斯福先生会选一位赤色分子来做美国的副总统吗?”

“不是那么简单，”父亲回答。“我希望是简单的。但是这世上的事一点都不简单。”

“朱克曼医生，”艾拉说，换了战术，“你是不是奇怪我和内森在一块干什么?我羡慕他。我和他在一块就是这样的。我羡慕他有你这样的父亲。我羡慕他有我哥哥这样的老师。我羡慕他视力好，不用戴一英尺厚的眼镜也能看书，不是个为了出去挖沟而退学的傻子。我没隐瞒什么也没有要隐瞒的，医生。除了有那么一天我不介意自己也有他这样一个孩子。也许今日的世界并不单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和你的孩子交谈带给我很大的乐趣。不是纽瓦克的每个孩子都以汤姆·潘恩为偶像的。”

这时父亲站起身，向艾拉伸出手。“我是父亲，林戈尔德先生，有两个男孩，内森和他的弟弟亨利，他也很值得我夸赞。而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跟你说这些话的缘故。”

艾拉把父亲尺寸平常的手抓在他的大手里，用力摇了一下，如此用力，如此诚恳温暖，以至或许由此父亲的嘴角涌出了油，至少是水吧，纯洁的一股什么东西。“朱克曼医生，”艾拉说，“你不想人从你身边偷走你的儿子，这里没有人偷走他。”

就是此处，我要花上超人的力量才能克制自己不大喊出来。我得骗自己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在看到两个男人亲切地握手时别哭出来，永不哭泣，而我几乎没有做到。他们谈过了！没有争吵！没有流血！没有刺激人扭曲人的怒火！他们了不起地完成了，尽管大半是因为艾拉没有告诉我们真话。

我把这个插写在这里，以后不会再写到它给我父亲带来的伤害。我指望读者在合适的时候会想起它。

我和艾拉一起离开父亲的办公室，去庆祝我即将在夏天去锌镇，其实我们心意共通，是为了庆祝我们赢得了我的父亲。我们去几条街外的斯托西餐厅吃斯托西的一种塞得满满的火腿三明治。在四点十五分的时候，我和艾拉吃了那么多，等到回了家，差五分六点时，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坐在餐桌旁我的位置上，其他每个人都在吃母亲做的晚饭。就在那时，我在父亲脸上看到了伤害。这伤是早在我和艾拉一起走出他办公室的门而没有留下来在下一个病人来之前和他说上几句话时就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