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2/3页）

《第十三章》这一标题决定了瓦尔泽这部小说可以超凡脱俗、不拘小节，而标题的玄机就在数字“十三”的基督教内涵。我们都知道，因为有最后的晚餐，所以犹大成为数字“十三”的同义词，数字“十三”就有了“泄露”、“出卖”、“背叛”的内涵。瓦尔泽小说所讲述的，就是人生的第十三章——一个充满背叛的人生篇章。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在信中分别泄露妻子和丈夫的秘密，由此将各自的妻子和丈夫出卖（犹大换来三十块银元，他们换来什么？），所以，他们的书信来往就是一种背叛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第十三章，他们由此双双成为叛徒。在此需要提示读者的是，跟“十三”对应的德文词只有一个：名词是Verrat，动词是verraten。中文词却有三个：泄露、出卖、背叛，就是说，在一些地方，这三个词是可以拿来随意切换的。如果看到巴西尔·施鲁普因为揭伊莉丝的短（明明是左撇子却偏偏说自己会用右手做菜）而被称为“叛徒”，读者可以自行将其替换为“泄密者”；当巴西尔·施鲁普自称“背叛成癖者”（第十封信），读者可以理解为“泄密成癖者”或者“出卖（妻子）成癖者”。中德语言的差异使译者遭遇了选择的烦恼。希望关于第十三章的解释能够丰富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总之，泄露、出卖、背叛构成了《第十三章》的母题，而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至少在三重意义上撰写了第十三章。

首先，他们为自己撰写了第十三章。巴西尔·施鲁普不仅常常在信中赤裸裸地表达对玛雅·施内林的欣赏和思念，他不仅会因为玛雅·施内林的杳无音讯而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他甚至在致玛雅·施内林的第三封信里就讲述梦见自己杀害了妻子伊莉丝。他的梦境已经触碰了某种底线。面对巴西尔·施鲁普的恭维、挑逗、引诱，玛雅·施内林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他们之间由此形成一种通常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构成了对各自婚姻的背叛，所以他们是叛徒，是施害者。不过，柏拉图恋爱这一传统概念并未在小说中出现。受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辩证思维的启发，瓦尔泽对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新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卡尔·巴特号召人们在不对希望抱希望的情况下去信仰未知的神，瓦尔泽则十分欣赏一种立足于“不可能的可能”或者“可能的不可能”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兼有乐观和悲观、积极与消极。所以，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可以做到一面蛰居婚姻的堡垒，一面隔空跟另一个堡垒谈情说爱；所以，他们满足于在彼此之间建造字母索桥，以“横跨名叫现实的深渊”；所以，他们彼此都承认“和不可能的事物调过情”，巴西尔·施鲁普在预感到玛雅·施内林出事之后更是对二人的关系做了如下总结和回顾：“不可能性是我和你的生活目标。你给我的信：来自不可能性的深渊。不可能性是我们的桌子、我们的床。在你给我写信的日子里，我有一种价值，你不再写信，我就不再有这种价值。”与此同时，读者不难看出，二人在这种书信调情中调出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真情。巴西尔·施鲁普对玛雅·施内林的生命安危的关切就是例证（参见他在2011年8月17日写的寥寥数语）。

其次，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在为各自的配偶撰写“第十三章”。他们在信中主动地、兴致勃勃地讲自家的故事，揭自家的老底，导致其“信件往来发展成一场坦白竞赛”。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自己的“第十三章”。巴西尔·施鲁普的妻子生活在其前男友、号称“愤怒之王”和“爱情之王”的建筑师贝亚图斯·尼德赖特的阴影底下，后者因为患上绝症而坐上轮椅，她则定期推着他去城里散步，散步归来之后又因心情不好而实施家庭无语日，迫使其作家丈夫噤若寒蝉，与此同时，她偷偷撰写一部题为《第十三章》的小说；玛雅·施内林的丈夫是一个潜伏在异性婚姻之内的同性恋，他对印刷商路德维希·弗罗一往情深，形影不离，后者的不辞而别使他郁郁寡欢。就是说，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是受害者，他们各自的配偶早已对他们实施了背叛，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的配偶是大叛徒，他们自己是小叛徒，但大家都是叛徒，都是罪人。也正因如此，具有基督教智慧的评论家可以对小说的结构即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部分讲述“罪”，即泄露罪和背叛罪，第二部分描写“罚”，施内林夫妇在加拿大北部的自行车之旅是一次赎罪或者说惩罚之旅，所以它不仅充满艰辛和困苦，而且以死亡告终。根据这一逻辑，瓦尔泽似乎也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将小说取名《罪与罚》。这种赎罪说是对《第十三章》的一种天才的解读，但它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疑问。譬如，玛雅·施内林是自愿还是被迫与丈夫奔赴死亡？再如，既然人人都有罪，为何偏偏挑选玛雅·施内林来赎罪？因为她是神学家？还有，小说结尾安排三个死亡（施内林夫妇失踪和贝亚图斯·尼德赖特自杀）是什么意思？为了让巴西尔·施鲁普和她的妻子彻底摆脱第十三章？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得到噩耗之后，伊莉丝彻底打消了写作念头，烧毁了《第十三章》的手稿，巴西尔·施鲁普则突然发现了“第十三章”这一标题的奥妙，如获至宝地用来命名自己的小说。这是作家瓦尔泽的自我写照？

在二人的“坦白竞赛”中，玛雅·施内林无疑是优胜者，因为她泄露的秘密最多。通过她的泄密，她丈夫身上的三重悲剧浮现在读者眼前：学者悲剧，同性恋悲剧，人性悲剧。

何为学者悲剧？科比尼安·施内林是分子生物学家，是曾经的学术新星，年纪轻轻就获奖无数，被同行视为未来的诺奖得主。后来他下了海，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创办了一家制药企业，生产神奇的“定制药物”，而且大获成功。他由此名扬四海，财源滚滚。联邦总统在总统府为他举办专场活动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其名望和地位。他是众人眼里的幸运儿，是众人崇拜和羡慕的对象。但是科比尼安并不满足，他没有幸福感，因为他有挥之不去的学术情结，他需要学术声望。他悔恨自己离开了科学的殿堂，悔恨自己没有顺着学术道路走向斯德哥尔摩，他因此把自己视为“堕落的天使”。他的外在辉煌和他的无法治愈的心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他的悲剧也印证了“绝利易，绝名心难”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