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7/9页)
有些人带了礼物: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一支小箭,一个小小的盒子,一本图画书。我开始跟老老少少,医生和士兵,图书管理员和老师们交谈,并吐露我的秘密愿望——联系全世界的读者,把他们拉进一场有意义的对话中,我告诉他们,我的梦想是创立一个想象共和国,并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参加华盛顿的一场游行,这样我们便可以填满杰斐逊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空间,路过所有的战争纪念碑和被比作美国王冠上的珠宝的史密森尼博物馆,让人潮一直扩散到国会图书馆和白宫,最后在国会前停下来,然后问:“谁来帮想象摆脱困境?”——许多人后来走到我面前问我:“我能帮什么忙?”“我能做点什么?”我发现了一国的读者,高矮胖瘦、老老少少、各种肤色、各种背景、贫穷的、富裕的,大家因为一种共同感受聚集在了一起:书很重要,书打开了一扇通往有意义的生活的窗户,书让我们包容复杂与细微,让我们能对拥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境况的人感同身受。
当多萝茜和她的朋友最终找到了男巫的时候,奥芝宣告:“我是伟大的可怕的奥芝。”而多萝茜简洁地答道:“我是渺小而温顺的多萝茜。”多萝茜和她的同伴们最后发现,奥芝强大力量的传说,就与他们所相信的自己的弱小一样,是一种假象,他们能够在多萝茜的带领下做到奥芝无能为力的事情:消灭邪恶的女巫,使胆战心惊的百姓重获自由——这个神话绝对配得上那个为了获得自身的独立击溃了一个强大帝国的民族。
多萝茜是一长串美国小说的男女主角中的一个,他们渺小又温顺,却不知怎的似乎成了比他们强大的对手更厉害的人。一旦主人公远离了真正的家乡与生活的环境,这种特质通常就开始显露。在想象中的美国,有这样一些卑微的子民,他们勇敢地抵抗伟大而可怕的力量,而哈克贝利·费恩可能是这些人当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了。但哈克拒绝回家,这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决定或影响了如此多其他的美国虚构人物的选择——要么离家不归,要么向往如此。这些没有家的美国小说主人公成了美国个人主义最好的那一部分的真正守护者——永远不把财富或权力等同于幸福。其实,或许再没有别的小说会对物质主义如此深恶痛绝了,会把物质主义定义成众多罪恶的根源——它是一种对这个国家讽刺但有益的提醒,因为这个国家正如此堂而皇之地投身于追求财富与权力。
美国的那种流浪者特质总是吸引着我,它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极好的描绘和赞美。我相信,许多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从世界各地移民来美国的人在这里都会感到很自在,因为我们既有归属感,也可以做局外人。这或多或少地激发了我们的流浪者本性——正适合一个有意选择成为孤儿来开启新生活的民族。没有什么小说人物会像那些游弋于美国小说疆土上的人一样,对家如此心存疑虑。这些没有家的人物变得危险且令人不安,带着某种意图徘徊于我们意识的边缘。
所有的作家和诗人,正如汉娜·阿伦特对他们的称呼,都是陌路人或流放者。他们通过局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而唯有美国作家,将这一种态度变成了一种民族特点。“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卡森·麦卡勒斯写道,而后她又补充,“但有时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是最孤独的。对外部地域和新路途的渴求始终伴随着我们,它几乎成了一种民族通病。我们的文学印刻着渴望和不安的特质,我们的作家始终都是伟大的流浪者。埃德加·艾伦·坡求诸内心去发掘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怪异而灼热的世界。惠特曼是流浪者中最高贵的人,他视人生为一条康庄大道。亨利·詹姆斯抛下了自己年轻的国家,去了英国,投入了19世纪会客厅轻飘的颓废之中。梅尔维尔派出他的亚哈船长疯狂地驶向巨大白鲸,走向自我毁灭。而伍尔夫和克兰——他们游荡了一世,但我不确定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
麦卡勒斯写下这篇文章建议美国作家们回到故乡,如她所说,将目光转向内部,但其实,即使将目光转向内部,我们也需要深入地思考这种始终存在的不安分,这种无止境的质疑,这种斗争——一边是对强盛、地位和成功的渴望,一边是从这些东西身边走开、提防自满的冲动——简而言之,上演小流浪儿哈克的奇迹的冲动:他听从了自己的内心,乘着筏子从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这种反常的情绪,这种一直以来都属于我们民族特质之重要构成的乡愁必须用到好的地方,”麦卡勒斯接着说,“我们必须知道那些探求者在探求什么……美国年轻,但它不会永远年轻。就像一个必须离开自己破碎家庭的少年,美国人现在感受到了过渡期带来的震动。但是一种全新的、纯粹的成熟会到来——如果它就是努力目标的话。我们必须起草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这一次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对我们熟悉的土地,我们必定觉得想念,正是这片土地值得我们的乡愁。”麦卡勒斯自己知道,这种对游荡的冲动,这种一直持续的对新鲜事物的热望,正是让美国始终是美国、赋予美国生命力的东西。美国小说广袤无垠的疆土上,活跃着许多温顺而渺小的人物、孤儿、放逐者——他们的流浪并非只因种族、阶级或性别,而且因为那种被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25]极其巧妙准确地定义成遁世独行的特质。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美国反叛的神话。这有几分道理,但美国从权力的边缘进入权力中心已经很久,出身优越者的特权已为富人所占据——很久之前,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因觉得自己身为公仆,应避免受金钱所诱、贪污腐败而谢绝了薪酬。
我们需记得,尽管如今的流行观点自以为是地将成功定义成了金钱,但是,从梅尔维尔的巴特比——那个把“我不”作为口头禅的抄写员,到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的女主角们,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佐拉·尼尔·赫斯顿[26]的珍妮,贝娄的赫尔佐格,菲利普·罗斯的萨巴斯或者《火线》(The Wire)中的奥马尔·利特——他使我想起荣誉准则的重要性,这个国家虚构疆土上的真正英雄都是边缘而颠覆传统的流浪者。所有人都在努力坚持正直,听从自己内心指引,当美国梦——如菲茨杰拉德说的——在我们“梦醒时受漂浮于空气中的邪恶泥尘”污损的时候,提醒着我们警惕背离美国梦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