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0/27页）

当我第一次在广播上听到她的许多前同志被逮捕的消息时，我也在想着法拉。有许多天，我都在收集有他们照片的剪报，把它们当鞋撑藏在壁橱里。我和比冉在沉默的、难以形容的恐惧中看了他们的审判秀。法拉马兹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已经学会了不再去揣测他们的命运。这个时候，连希望都是危险的。

法拉以一种几乎不带感情的超脱回忆了那些审判：“大厅里挤满了官员和在阿莫勒参加过战斗或死去的卫兵的家属。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反对被告的标语，被告都坐在台上，面对着大声辱骂他们、要求判处他们死刑的吵闹人群。他们不允许有律师。”法官是出了名的“绞刑法官”，因为有许多的男男女女都被他送上了绞刑架。所有的被告都被指控腐化人间，对抗真主，以及（当然了）罪大恶极的是，与大撒旦勾结。所有的被告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酝酿阴谋反对政权。他们说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三个星期后，他们都被判了死刑。

马赫纳兹去蒙特利看法拉，并最终把她带回了自己家。1月24日，阿莫勒起义周年纪念，法拉和马赫纳兹去了乔治城的克莱德餐厅吃午餐。法拉想，死刑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执行了。“人们在吃着东西，看着电视里的‘超级碗’，”她说，“这里处处都在兴奋狂欢。我觉得如此格格不入。与我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那个世界，和我发觉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天南地北、迥然不同。”

25日的早晨来临又过去，但并没有消息。第二天，马赫纳兹接到了伊朗打来的电话。她匆忙赶回家去告诉法拉，到家的时候，马赫纳兹已经哭了。马赫纳兹后来告诉我，最让她震惊的是法拉的反应。她问到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朋友有没有事——她想到了所有人，马赫纳兹说，唯独没有提法拉马兹。

最终，她意识到，姐姐的眼泪是为了她。“他们把孩子抱开了，给了我一片镇定剂。我是多么倚赖（法拉马兹）的存在啊。只有在每个夜晚，我向他讲述我经历中的每个细节时，这些日子才变得真实。但失去他，部分也意味着独自扛起抚育和供养孩子的重担，这重担不允许我有时间悲痛。”

法拉以她沉静而坚决的方式，拒绝让法拉马兹的死毁掉自己。她不会让那个政权在这一点上满意的。几个月后，她搬去伯克利，在朋友的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她在1984年秋搬到华盛顿，找了一家托儿所和护幼中心，并继续工作。不到一年，她就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我学到了东西，也成长了，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她告诉马赫纳兹，“那段经历让我的心变硬了。但它也让我变得自立。我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为了孩子让生活变得完整——我在自己身上搜索每一丝创造力、每一种资源和每一点力量。我为自己能够实现的东西感到骄傲。我的孩子们上着好学校，性情快乐、友善又乐观。我的事业很成功。我不为过去痛苦。我不会站在那场结束了他们生命的悲剧的角度，而会从标志着我们的目标和关系的理想主义和同志情谊出发，去回忆我参加政治斗争的那些年。”

来美国不到两年，法拉拥有了一个家、一份职业，作为没有社会污名的单亲母亲养育着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她的经历使她相信，美国的神话是有某些真实性的。“我已经开始从我以前一直不了解的方面去欣赏美国了，”她说，“但我还没有感到完全如在家中般轻松自在……我保留着我的民族认同，我的孩子明确地自我认定为伊朗裔美国人，这最能让我意识到这种民族认同的存在。”她断定自己的内心已不再受伊朗的问题纠缠，她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个新家关注政治生活。

“你出口鸣不平的时候就是你感到自在的时候。”当法拉向我鸣不平的时候，我喃喃地说道。说实话，她确实开始在这个国家参与政治生活了。近二十年后，她终于解开了失去爱人的心结，再次坠入爱河，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终于能够给她一个家了，一个她失去了太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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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觉得，好像我跟法拉的谈话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性质——它们对我和法拉来说都是如此必不可少。它们每一次都会以惊喜结尾，引出新的问题，并把老问题置入新语境。我们在重演我们的童年——在客厅的角落或者大树的树荫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相互交换秘密。我们的谈话确实有密谋的一面，然而我们谈的内容并无秘密可言。有一天我们在克雷默图书遇到了，两个人都有点心不在焉，我喝着苹果马提尼，她喝着第二杯茶，甚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聊八卦。

我告诉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尽管我在伊朗教《哈克贝利·费恩》既有裨益又发挥着启迪作用，尽管我的学生大多都很喜欢它，但是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都在这本书压迫性的方面上，想要找到正跟他们交战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病。在伊朗的课堂上，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所受到的限制，并通过与伊朗进行比较——它结构僵化、千人一面，所有事都按规矩来做，这规矩却总是别人的——而阐明了观点。在美国，我的关注点则转移到了道德上，我的学生们在课堂讨论和日志中都会绕回到这个话题。

我的一些伊斯兰教学生对于哈克对主日学校的观点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有一天下课后，一个学生对我说：“哈克反对的不是宗教，而是有地位的宗教，有点像我们这里说的‘美国伊斯兰教’，在沙阿时期普遍流行的那种。”他轻易地忽略了一个复杂的事实：他自己所属的宗教现在成了有地位的宗教。奴隶主习惯了提醒怀疑者，《圣经》是支持奴隶制的；而伊斯兰主义者声称，伊斯兰教支持对妇女和少数派的压迫，并且先知终究认为，女人的证词只抵得上男人的一半——我始终认为这两者的心态鲜有什么分别。但我的学生似乎很为自己的发现开心，因而我就无心让他幻想破灭，至少那个时候不想。

如果社会的道德法令是个幌子，如果他们与更为纯净的心灵经验相违背，我们该怎么做？哈克学到的和抛开的经验远远超出了奴隶制的不道德。他和吉姆的旅行是一场教育，跟主日学校所教授的东西截然相反。哈克的每一步路，都是一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