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12/18页）

考普兰德医生的父亲是牧师，母亲生而为奴，获得自由后成了一名洗衣妇。他们教育他，每周省下两三块钱，直到攒够了八十块钱，送他去了北方。他曾在一家铁匠铺做工，后来做过餐厅服务生和旅馆侍者，之后他进了学校，十年后，他成了医生。他娶了自己爱的人，生了四个孩子，也同样爱他们，但他的使命，他解放自己同胞的渴望，总会从他的个人情感中冒出来。“他的同胞无望的苦难生活让他发狂，让他心里产生了野蛮和邪恶的摧毁欲。有时他喝烈酒，以头抢地。在他的内心有一股狂野的暴力。有一次他抓起炉边的火钳，把他的妻子打倒在地上。”她带着孩子去了自己父亲家，再也没有回来，而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所空房子里。

有一次家庭聚会，他的亲人们都谈论着奇迹和上帝。他岳父是一个双手灵巧的佃农，也是大家族的家长，他向孩子们解释，在田里劳作的时候，他喜欢幻想耶稣降临，每当这时候，他就告诉耶稣：“我们都是悲伤的黑人。”耶稣就会“把神圣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我们马上变得像棉花一样白”。鲍蒂娅的丈夫赫保埃在得肺炎的时候看到过上帝的脸，上帝透过火炉看着他，那是“一张巨大的白人的脸，有白色的胡须和蓝色的眼睛”。

考普兰德医生听着，“体内又升起了熟悉的邪火。一些不成形的话窜到他的喉咙口，他却没法说出来……这些是我的同胞，他告诫自己——但是他失语了，这个想法现在没法帮他。他紧张而阴沉地坐着”。他凝视着他们，眼中是“愤怒的痛苦”，他知道，如果他找到某种方式告诉他的孩子们，“他们的脸触动了他体内黑色的膨胀的情感”，那么他“内心尖锐的疼痛就会缓解，但他们不会听，也不会理解”。于是他默默坐着，没有道别就离开了那所房子，因为“如果他不能说出全部的长长的真理，他将保持沉默”。

不像她父亲，鲍蒂娅会竭力避开种族话题。她跟自己的弟弟威利和丈夫赫保埃生活在一起，为他们这样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感到自豪。她一逮到机会就要重复：赫保埃付房租，鲍蒂娅买食物，威利为星期六晚上的外出活动买单。“我们总是像三胞胎一样。”她说。但尽管他们去教堂，敬畏上帝，不去触犯白人——他们还是没能免于白人的残暴。一天晚上，威利跟另一个黑人打架了，他伤了对方。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关进了监狱，之后他被送去亚特兰大附近的链囚队服刑，后来这一家人得到消息，他的两个朋友一直被一个白人守卫刁难，他们因为还手而受罚，三人都被关进了一个“冰冷的囚室”，被绳子绑着脚吊在天花板上。他们哭喊求救，但是三天都没有人理他们。到最后狱卒把他们放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腿都冻坏了，生了坏疽，所以威利的两条腿被截掉了。这个突然的事件给考普兰德家带来了某种丧失所有希望的平静。“在这里，他熟悉某种强烈而神圣的快乐。被压迫的笑声，在鞭子下，黑奴对着他愤怒的灵魂歌唱。现在歌就在他的体内——它并不是音乐，只是一种歌唱的感觉。安宁的重量，被水浸透了的重量，压迫他的四肢，唯有强大的真正的使命能推着他走。为什么他要前行？为什么他不在最深的耻辱尽头休憩，获得片刻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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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利家的厨房里，鲍蒂娅将威利的经历告诉了米克。她的父亲就在旁边，在角落的凳子上坐着。很快，辛格也进来了。米克听着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愤怒。米克关心他们，她提出问题，她想让那些监狱里的守卫受到惩罚。她说：“对他们就应该像他们对威利和其他男孩一样，”她说：“要更坏。我真想集合一些人，亲自杀掉那些人。”鲍蒂娅认为这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她相信“我们只需要安心地等待，我们知道他们会被撒旦用草叉剁成碎片，在油锅里没完没了地煎”，这使她获得慰藉。米克却不相信。她端给考普兰德医生一杯咖啡，说：“真希望我能杀掉他们。”

在大纲中，麦卡勒斯写道，这四个人物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在精神上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愿意付出某些东西而不期望任何回报。鲍蒂娅用一种更为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她说她父亲比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更受米克“偏爱”。她又接着解释：“我不是指脸或者其他的什么外貌。我是说你灵魂的形态和颜色。”理查德·赖特写道，麦卡勒斯对非裔美国人的传神刻画不是源于政治信念，而是来自一种态度，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保持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态度就是这部小说的精魂；他想表达的必定也是同鲍蒂娅一样的意思。因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可以让你越过人世沧桑施于你的社会、种族和政治局限，找到一种基于感同身受的深沉博爱。

杰克的反应更有政治意味。他想利用这件事情动员人们，他跑到考普兰德医生家，要已然惊愕不解的威利跟他一起去游行，这样威利就能说出自己的故事，用体制的不公煽动、教育人民大众。而米克的反应就像哈克对吉姆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它源于威利所受的创伤。听完威利的经历一个月后，她夜里还每每做噩梦。

在卡森·麦卡勒斯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马迪·考普兰德医生、他的女儿鲍蒂娅、她的弟弟和丈夫、还有他们身边的整个非裔美国人群体都在她的心中酝酿发酵。同马克·吐温一样，她第一次遇到种族不公也是童年时期。她的女佣露西尔“是一个最和蔼、最年轻的保姆，她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厨艺高超的厨娘”。有一天她很晚才下班，叫了一辆车回家。卡森和她的弟弟目送着露西尔离开，而计程车司机拒绝载她，骂骂咧咧地喊：“我才他妈不载黑鬼呢。”看到“露西尔的窘迫，感受到这整个不公的丑恶”，她的弟弟跑下楼默默地哭了，但卡森却“怒不可遏地发火了”，她对司机尖声喊道：“你这个大混蛋！”之后她回忆，“我跑去跟弟弟一起哭，我们手握着手相互安慰，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几十年后，她在去世前不久写道：“我们见了太多羞辱与暴行，不是行为上的暴行，而是对人类尊严的残忍羞辱，这更加可悲。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露西尔，快乐、可爱的露西尔。她常站在窗边，唱一首流行的曲子，歌词里有一句‘踮脚走到窗边’。忧郁的曲子她不喜欢，因为她太快乐了，不适合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