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第2/6页）
而如今他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你看看在塞莫皮莱[16]所发生的一切。事发后仅一天，信使便把消息传了过来，竟然已经有人在考虑把它进行包装，将其简化、压缩成为一条广告语：“我们的箭可以蔽日。好啊！我们在阴凉处战斗！”老做应声虫的希罗多德已为这个暴君——长着一百只耳朵的群众恪尽职守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学家，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急于报道现时的记者而已，但这似乎恰好适得其所。希罗多德，这位伯里克利的公关负责人，虽然效率挺高，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能写写波希战争而已（换句话说，是一则纯粹的新闻报道。而如今，我们几乎没法指望再出一个像荷马那样的人，他能写出诗一般清楚易懂的文章，并具备写作其闻所未闻、见也未见过的事情的能力，还赋之以寓言的深度和广度）。希罗多德只要看过三四个爱奥尼亚语的语标，就能宣称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谈。而且，仿佛这样还不过瘾，他还弄出个更加自命不凡、文字干巴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17]。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陷落的可耻惨败之后（他没能从军事上和指挥上阻止此战的失败），他忘记了在伯罗奔尼撒的灾难，创造了编年史记录家这样一个新面貌，答应按事情发生的经过记录战争的进程。我们终究沦丧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的谷底了吧？不，因为在他之后还有色诺芬（Xenophon）[18]，他是一位能把洗衣清单变成历史文献的艺术大师；色诺芬，他患了一种非常常见的眼疾而没完没了地呻吟（文化工业的特点是庸俗，不放过一切粗俗而触目惊心的细节。有人渡过这条河吗？那么，渡河的人一定“到肚脐眼都湿透了”。士兵们吃过腐烂变质的食物吗？他们一定“肚子拉个不停”）。[19]但是，修昔底德身上所表现的还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那种写作文学的欲望，希望能成为文化工业为追逐时尚者而设立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候选人，这也无足为奇。修昔底德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文章里点缀上自然主义的装饰，效仿新小说：“身体的表面，摸上去并没有过多的热气，看上去也不怎么苍白；它淡红里透着乌青、布满了溃疡和疮疤……”[20]而主题呢？雅典的瘟疫。
这样一来，人类复杂的多面性被降低到客观风格，在我们的新文学领域中，及时的报道和先锋派占据了首要地位。有人抱怨年轻作家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不过，只要稍有脑子的人，对于这种人的痛苦的唯一答复一定是：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大众人也不希望人们去理解。现在雅典人已经彻底消亡了。
但是，如果说西方文明衰败了，大众人绝不会为之烦恼。难道他不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最好的世界里吗？重新来读一读伯里克利（Pericles）对一群心满意足、热情洋溢的雅典人的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才是用的社会，人们欣喜乐观地追捧社会地位的两面性（“如果一个人有益于社会，贫困或微贱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因此有了不同的待遇标准，贵族正是这样的产物，至多是被制造平等的狂热所掩盖了。如今雅典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人群中的一张脸，一个身披白色短外套的工人，一个屈从于群体行为的奴隶 （“我们对违法有难以想象的恐惧：我们对在政府里唯唯诺诺的官员言听计从，对法律唯命是从，尤其是那些如果不服从便会招致人们普遍蔑视的法律”）。雅典人，现在作为有闲阶级的代表，幸福地生活着（“为了辛苦劳作后身体得到恢复，我们找到了许多振作精神的途径，一年到头，我们根据古风传统的游戏和不断的宴饮进行庆祝活动，而我们所住的房子里，让人舒适的东西应有尽有，日常生活的快乐驱除了一切哀伤”）。换句话说，雅典人是繁荣富裕社会的居民（“琳琅满目的货品流入我们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仅能享受本国的各种水果和产品，而且能将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据为己有，同样愉快和自在地享受”）。[21]
我们能够唤醒这个不动脑子、在雅典村庄里慵懒、自得其乐地生活的大众人吗？不可能，他之所以如此，正是被伯里克利所提到的那些把戏给拴住了。试想一下，成群的人涌进奥林匹亚，对刚刚看过的目标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威胁；要么如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用来记录年份！生命似乎可以通过一个投掷标枪的胜利者的身手来度量，或者某个在跑道上跑十次的人来计算。五项全能运动的成绩成为测量山脊的标准。有人出资请来诗人为这样的“英雄”谱写颂歌，而他们所赢得的桂冠则为城邦的荣耀增光添彩。伯里克利的演说真正让我们明白了事事皆美的文明。条件是你要声明放弃你自己的人性。蒙塔莱德斯警告说：“普天之下的人类社会将是细胞的总和，将是一堆石珊瑚，每一个个人将被安插进去，不是根据他的心智，而是根据他的生产能力，或是他融入整个社会平衡模式的能力大小。”[22]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老的孤独和与世隔绝，以为那是个失去的乐园，但雅典人对它并不感到留恋，因为他从未体验过个中滋味：在奥林匹亚的堡垒上，他浑然没有知觉地颂扬他的忧伤启示。无论如何，人们并不能指望他做任何决定。文化工业现在为他提供的是经由电子技术扭曲了的特尔斐城的皮提亚[23]，在他癫痫发作时的抽搐中对他的未来行动提出建议。句子一概支离破碎，处心积虑地不让人明白，语言退化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供那些诚惶诚恐的和讲究民主的群众消费。
过去，人们可以要求文化提供拯救灵魂的话语；而如今，拯救灵魂已降格为文字游戏。雅典人对公开的论战如痴如醉，仿佛每一个问题都有必要拿出来讨论以达成意见的广泛一致。但是，诡辩已将真理贬低为公众的一致意见，公开论战似乎成为这一大群空谈者的最后避难所。
我们只能强调布卢米德们[24]的沉痛反思，他们巧妙地再现了发生在产生莫名其妙的辩论冲动之前的谈话。“嘿，明天到集市去参加有关真理的圆桌辩论好吗？”“我不行，不过，为什么不叫上高尔吉亚（Gorgias）[25]？为海伦做颂词，他也是最理想的人选。也许你还可以试着叫上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26]。知道吗，他的学说——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当下最最时髦的。”不过，布卢米德反对论战的呼吁从来无人问津。在一群懒散、堕落的公众面前，辩论家吃力地驳斥那些慷慨激昂的辩论后面所隐藏的恶毒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