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星期无所事事(第3/4页)
“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
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
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
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
“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
“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
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
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
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
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
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
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
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
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
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
“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
“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
“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
“总得有人做。”我说。
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
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
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
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
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
“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
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