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第3/6页）

“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

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

“呃，大概是吧。”

“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

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

“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

“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

“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

“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

“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

“就算是，那又怎么样？”

“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

“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

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

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

她差点就笑了。

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

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

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

“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

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

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

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

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

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

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

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

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

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