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演讲台（第5/6页）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群众。我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①的时刻亲临现场，尽管这一来整个上午就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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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希特勒的话，指纳粹上台将“创造历史”。
不，奥斯卡对自己说，不能让他们白跑。他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举起军号，嘴唇对准吹口，用糟糕透顶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奥斯卡听了感到悲痛，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可怜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①，你们白白地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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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纳粹时期通俗读物和宣传性影片里的主角，表现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中为纳粹运动卖命的所谓“理想”队员。譬如克韦克斯，在故事中被共产党所杀，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在他死后就转而加入纳粹党。
紧接着，在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了密集的咚咚声，仿佛他们要证实奥斯卡为运动的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去，我隐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奥斯卡大声喊道：“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的鼓已经放端正，两手松弛地拿着鼓棒，运用柔软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欢快的圆舞曲节奏，使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我越敲越响，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不乏死脑筋的，他们毫无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奥斯卡已经绝望了，正在这当口，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①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了，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②，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③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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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②赫尔曼·劳施宁，1933～1934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后与福斯特尔有矛盾，1936年逃到英国。
③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的。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是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挂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