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4（第2/3页）

我又能向玛凯塔怎么解释呢？我请她讲下去，说说后来的情况。

玛凯塔说他们读了明信片的全文，露出惊愕的神态。他们问她怎么想的。她说这太不像话了。他们问她为什么当时不直接把明信片送到他们那儿去。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不知道应该提高警惕这一条原则。她低下了头。他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党还有很多敌人。她对他们说是知道的，可是她不认为扬同志会是……他们问她对我是不是很了解。他们问她我这个人怎么样。她说我这个人很怪。毫无疑问，她认为我是个可靠的共产党员，但有的时候会讲一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容许说的话。他们问她比如说是哪些话。她说具体记不起来了，不过她说我这个人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他们说这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对他们说在很多问题上她都和我争论。还有她对他们说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经常是和大家、和她不一样的。按她的话说，我在会上非常积极热情，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拿什么都大开玩笑，对一切都嗤之以鼻。他们问她这样的人她是不是认为还可以做共产党员。她只是耸耸肩膀算是回答。他们问她，如果党员全在散布什么乐观主义是人民鸦片之类的言论，党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她说党要是这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他们对她说这就够了。还说，她目前什么也不要向我提起，因为他们要监视我后来写些什么。她告诉他们，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们批评她说这不对，相反她还应当继续给我写信，至少暂时还要写，好让我充分暴露。

“那么后来你把我的信件都给他们看了？”我问玛凯塔，我记起了自己那些感情的倾吐，心里真觉难为情。

“我有什么办法？”玛凯塔说，“可我这边出事以后，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你写信了。我还不至于到喜欢给人当诱饵而跟人通信的份上！后来我只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以后就断了。我不想碰见你，因为人家不许我向你透风，再说我也怕你来问我，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你说假话了，我说假话心里不舒服。”

我问玛凯塔既然这样，今天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她说是因为泽马内克同志的缘故。开学后的第二天，他在系里过道上碰见她，把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那是理科系党组织的书记处。他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一份报告，谈到我给她寄明信片到培训班的事，明信片上写的是反党言论。他问她究竟是哪些言论。她说了。他问她的看法如何。她声明谴责这种言论。他说这样才对，而且担心她是否还会继续和我来往。她心里很慌乱，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他告诉她，培训班寄给系里一份报告对她十分肯定，系党组织准备找她谈话。她说为此很高兴。他又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认为物以类聚，所以如果选择我，那对她就很不利了。

玛凯塔也承认，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好几个星期了。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所以泽马内克的忠告实际是多余的。然而他的这番话反而使玛凯塔琢磨起来：一个鼓动人家因为男朋友犯了错误就和男朋友断绝关系的人是不是有些心狠，违背道德；再往下推理，她自己已经先和我分了手，这是不是也不对呢。她去找暑假培训班的一个领导同志，问他，原先不准她在明信片事件上向我透一点风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得知已经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时候，她才拦住我要跟我谈谈的。

她这时向我娓娓诉说心里的苦恼和内疚：是的，她曾经下决心不再见我，这也不对；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她记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在党内是极受推崇的片子）说的是苏联一个搞研究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发现首先给国外应用而不是使本国同胞先受益，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当时又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甚至是叛国。玛凯塔声音抖抖地援引电影的结论说：这个学者最后被他的同事所组成的名誉审判团判刑，但是爱他的妻子却并没有扔下屈辱的丈夫，而是想尽一切方法促使他鼓起勇气来改正严重的错误。

“所以，你决心不抛弃我。”我说。

“是的。”玛凯塔拉起我的手说。

“可是告诉我，玛凯塔，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犯了罪呢？”

“是的，我认为是犯罪。”玛凯塔说。

“那你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党员呢？”

“不能，路德维克，我认为你不能做了。”

我知道，玛凯塔投身于一种冒险——看来她已经一心一意地在体验这种冒险的情感——如果我加入进去，那么我就会达到我所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正是我几个月来梦寐以求而未可得的：现在她被一种仗义救人的狂热所推动，就像是一只有蒸汽动力的船一样开起来，她会把什么都交给我。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她舍身赎罪的使命感必须得到回报。为了达到这种满足，关键在于赎罪的对象（可叹，就是我！）要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十分深重。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目标——玛凯塔这个人已近在咫尺，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代价来得到她，我无法认罪，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悉听别人——哪怕和我很亲密，来认可这样的错误和裁决，我不能。

我并不同意玛凯塔的做法；我回绝了她的帮助，就等于失去了她，但难道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吗？当然，我仍不断地在想这整个事件多么可笑，然而同时我也开始用审查我的人的目光来看待明信片上的那三句话。这三句成问题的话使我不寒而栗：在大开玩笑的外壳下，这几句话反映了某种十分严重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以前并没有整个儿融入党的肌体之中，我从来不曾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简单地（！）下了个决心，就“加入了革命队伍”。（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得，献身于革命不仅是一次抉择，而且是真干的问题；或者说，要么我们是革命者，和革命运动融合成一体，要么我们其实不革命，仅是想当革命者而已；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因为“有异心”而心虚，有罪恶感。）

当我今天回想到自己当年的那种处境时，就会联想起基督教那无边的威力。教会给信徒灌输了原罪是根本的、无时不在的概念。当时我也就是这样站在革命和党的面前低头认罪（我们人人如此），所以我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思想：即我的那几句话——虽然是开玩笑，却并不因此而不算一种犯罪，我开始在心里自谴自责：我对自己说，那短短三句话并不真的是那么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同志们早就（肯定是有道理的）批评过我有“个人主义的残余”；我觉得，我已自命不凡到了极点，对自己的才学、大学生的身份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踌躇满志。我的父亲本是工人，死于大战中的集中营，他大概不会理解我这样的狂傲。我责怪自己，父亲的工人意识在我的身上——可叹！——已丧失殆尽；我责备自己的种种劣迹，最后终于自认该当受到惩罚。从此之后，我一心只想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被开除出党，由此不被划为党的敌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跟党走这条道路，而且一直衷心追随，而今我成了党的仇敌，这使我太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