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毁灭的小说（第3/7页）

基座上立着一个圣徒，圣徒的头上顶着一团云，云上现出一个天使，天使上面又是一个天使，再上面还是一个坐着的天使，这一回可是到顶了。我抬头顺着雕像往上看，圣徒、云彩和天使组成一个相当动人的金字塔，它借着这一个沉重的石堆来模拟上天和上天的高深，而现实中那蓝得苍白的上天，却依然离开这个厚蒙尘土的地球一隅有十万八千里。

对于这段描写，我们得注意两点。首先，和路德维克前一夜闲逛的那个小镇上装饰房屋的天使及其它图案的雕像不同，——那里的雕像“满是裂痕”，“模糊不清”——这个建筑物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依然非常坚固，表面也仍然气势逼人。但是，在完整保留的同时它又似乎是只剩下了一半，就像它的本源遭到了某种破坏，剥夺了它的存在与分量：它就在那里，简简单单地，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既不是为了纪念那上面的某个圣徒，也不会因它回忆起某个事件，也不是为了吸取某个教训。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纪念作用的纪念建筑，被迫归于沉默，正如路德维克后来和埃莱娜再次穿过广场时所描写的一样，它被抛弃在这个“就像是上天掉下的一个回不去了的角”的地方。文本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是这堆天使和云在假装上天的高深：它无法“展现”无法“涵盖”这份高深，却提供了近似的、浮华的模仿，是个仿造的上天，然而它的贫瘠和造作却是在“沉重的石堆”和雕像徒然竖于其下的“蓝得苍白的上天”的对照之下更加明显，也更加可怜。

这个建筑物，看上去只是它应该表现的东西的苍白的模仿，造作而可笑的模仿，一个圈套似的，在这一点上它和路德维克不久前注意到行人手上拿的奇怪的冰淇淋——就是他觉得很像火炬的红帽子上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在离开建筑物后再一次看到冰淇淋时，他有了如下思考：

这些蛋卷仍然使我不断想起火炬。蛋卷的样子或许有着某种意义。虽然火炬并不真的是火炬，只是有着火炬的模样罢了，所以它们堂而皇之顶着的，那点儿讨人喜欢的玫瑰色，也就算不上享口福，只是有着享口福的模样罢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上，什么火炬、口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滑稽模仿意味。

我们正是应当将这些细节（但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真的存在所谓细节吗？），这些毁灭的细小信号和路德维克在结尾处提出的问题连起来看，路德维克在小说最后问道：“如果历史开了玩笑呢？”这个问题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这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为《玩笑》的中心议题做了一个概括，而且这也是《玩笑》具有如此深刻的“时效性”的原因之一：它消弭了，说得更彻底些，是践踏了历史理性的神话——这个上个世纪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给我们的世纪遗赠的最后积累。路德维克意识到，不仅历史不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也不会赋予个人、阶级或种族的行为以意义，不仅历史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第一眼起就准备献身的婊子，而且历史本身，这个所谓英雄与崇高的高贵舞台，它所做的也只不过是为了取悦盲目和惊呆了的公众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品味低下的滑稽剧，都是些没头没尾的鬼脸、对白和动作。换句话说，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体现在路德维克或是《玩笑》中其他人物的生活中，现实——更为可怕和滑稽——和历史，相反，仍然自顾自地继续。就让它继续吧，无论如何地继续下去，哪怕有疯狂，欺骗，哪怕它如同巴罗克建筑物和火炬冰淇淋一般，已经不再是那个真正的历史，就让这个貌似历史的东西，让这个幽灵，可笑而又可悲的模仿继续下去吧。历史跨越它自身的毁灭后仍在继续。

同样被称之为“滑稽模仿的继续生存”的现象在另外的段落里也看得到，比如说路德维克继续为了打发与埃莱娜重逢前剩下的那几个小时，在建筑物边逗留后不久所看到所谓“欢迎加入新市民的生活”的庆典仪式。同样，这里吸引他注意的也是庆典中的滑稽模仿成分。但这一回的尴尬不是来自于对涵义的遗忘——就像建筑物那样，而是它转向即便和它原本要体现的涵义不一定截然对立却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涵义，另一种涵义完全占据了它的表面，将它转变为可笑的模仿。成为纯粹的宣传之后，宗教仪式般的手势或讲演——就是路德维克的老同学科伐里克的讲演——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最后只能是一种滑稽的模仿。

毁灭，简而言之，在我们所谓世界与存在的符号学的错乱中得到了证实。庄严的历史在开玩笑。用来展现上天的高深的石头天使宣告的只是虚空。角状的冰淇淋成了火炬的火焰。粗俗的公民说教表演却带上了一种神圣仪式的沉重。一张温馨的纸片被看成是政治宣言。在事物与词语，生灵与面孔，行动与思想之间，产生了某种虚空，连接它们的线条被截断，一切都偏离了航道。不再有标准，不再有价值，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向原有的价值的反面，不再有词语，因为它们也仿佛被施了魔法似的，一秒钟以前的意义和内容会突然改变，指向完全不同的意义，也不再有原因清晰、结果可以预见的手势，它们在每时每刻也都有可能背叛导致它们的初衷。

这种符号关系的错乱同时影响到它的两端：这两端彼此之间不再结合在一起，彼此偏离，符号和意义，词语和它们的所指在各自的一侧自由飞翔，而它们的相遇永远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以至于同样的符号可以具有千种不同的意义，而在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摩拉维亚传统音乐就是如此，它相继地与战前的爱国保守主义、青年革命者的现代理想主义和老斯大林分子的铁棒政策相结合。任何的符号、事件和背景于是都成了一种陷阱，因为原先它们所承载的意义完全可以被截然相反的意义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任何东西指定意义都一定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将自己置入几乎一定会成为事实的自我欺骗的境地。如果说卡夫卡的世界里真实无处可寻，在这个后来的世界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却可以说是多重的、任意的、可操作的，因此不仅仅应该放弃抓住真实，更应当放弃追寻。如果说约瑟夫·K无法找到进入城堡的方法，至少他不怀疑城堡是确实存在的，他在努力地到达这个目的地。但是昆德拉的人物，他却进入一个城堡极易深入的世界，但是一旦我们接近这些城堡，它们就可能坍塌，变成陷阱。迷失在一大堆没有分量的符号、欺骗性的词语和滑稽模仿的价值间，除了保持一定距离，不让它们停下，承担某种假设或被任何意义占有，我们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