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7/11页）

在布里德洛夫家，唯一有生命的东西要算那个煤炉了。它独立生存，不依赖任何事、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熄灭”、“封堵”或者“燃起”火焰，尽管这家人经常给它添煤，而且熟悉它的脾气：加煤时要一点点撒，不能倾倒，不能过量……火焰似乎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燃烧、变弱或者熄灭。然而，每天清晨，它总觉得自己还是熄灭的好。

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他们住在

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

布里德洛夫一家住在店铺前厅并不是工厂裁员造成的暂时困难所致。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穷，因为他们是黑人，而他们困在那里不走是因为觉得自己太丑陋。他们的贫困虽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却也毫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们的丑陋。谁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并非丑陋得可怖和不可救药。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源自绝望、放荡、惹是生非、向弱小者施暴）是行为上的，其余的家庭成员—布里德洛夫太太、萨米·布里德洛夫、佩科拉·布里德洛夫—可以说是把丑陋穿戴在身上，虽然这件外衣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眼睛，那一双双小小的眼睛在狭窄的额头下方挨得很近。发际线又低又不整齐，在两道笔直、浓重、快要碰在一起的眉毛的衬托下，就显得更不整齐了。鼻子灵敏却长得歪歪扭扭，鼻孔朝天。他们颧骨很高，耳朵招风。线条优美的嘴唇本应引人注目，却反而让人更容易去注意脸部的其他部位。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主人说：“你们是丑陋的人。”他们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个判决；事实上，迎面而来的所有广告牌、电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没错，”他们说，“你说得对。”他们把丑陋接过来，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身上，穿着它在世上招摇。他们对待丑陋的方式各不相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看待自己的丑陋就像演员看待道具：为了凸显性格，为了强调她时常想象的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色—一个殉道者。萨米把自己的丑陋当作让别人痛苦的武器。他据此调整行为，选择伙伴：那些为之着迷，甚至为之震慑的人。还有佩科拉。她躲藏在自己的丑陋后面。隐蔽，遮掩，销声匿迹—极偶尔偷偷向外张望几眼，结果也只是更加迫不及待地回到面具之后。

在十月某个星期六的早上，这家人逐一从致富和复仇的梦中苏醒过来，回到店铺前厅那莫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布里德洛夫太太悄无声息地溜下床，在睡衣（一件旧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衬衫，朝厨房走去。她那只健全的脚在油地毡上踩出铿锵有力的响声，残疾的那只则发出沙沙低语。在厨房里，柜门、水龙头和铁锅在她手底下哐啷作响。这噪音虽然沉闷，从中透出的威胁意味却无比响亮。佩科拉睁开眼睛，躺在原地凝视着已经熄灭的煤炉。乔利含糊地咕哝几句，在床上辗转反侧片刻，然后就悄然无声了。

佩科拉甚至能从自己躺着的地方闻到乔利身上威士忌的气味。从厨房里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大，听着不那么沉闷了。布里德洛夫太太那些与准备早饭毫无关系的动作中带着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可以从过去找到大量证据支持这点。此刻，有所察觉的佩科拉腹肌紧缩，小心地呼吸着。

乔利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不幸的是，他醉得太厉害，以致吵不起架来，所以整个事件只能在今天早上爆发了。因为没有立刻发生争吵，即将来临的打斗就会显得刻意；事先精心谋划，毫无想象力，而且会闹得你死我活。

布里德洛夫太太迅速走进房间，在乔利的床脚站住。

“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

乔利没动弹。

“听见没有？”布里德洛夫太太戳了戳乔利的脚。

乔利缓缓睁开眼睛。那两只眼睛红得吓人。毫无例外：乔利有着全镇最丑陋的眼睛。

“哦……臭娘儿们！”

“我说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这屋里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喝了见鬼的威士忌，感觉不到有多难挨，我可冷得要命。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可不想挨冻。”

“走开。”

“除非你给我弄点煤来。如果我像头驴一样辛辛苦苦干活，却连取暖的权利都没有，我何苦呢？你什么都弄不回来。要是都指望你，我们全死干净了……”她的嗓音扎得人脑袋生疼，“……你以为我会冒着严寒亲自跑到外面去弄煤吗，休想。”

“你怎么去弄关我屁事！”乔利的喉头顿时冒出杀气腾腾的气泡。

“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

没动静。

“乔利！”

没动静。

“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

没动静。

“行！行！可如果我打了喷嚏，只要打一个，愿上帝保佑你那可怜的屁股吧！”

这时萨米也已经醒了，可还在装睡。佩科拉依然紧紧地缩着肚皮，不敢大声喘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自己本可以，而且也会去棚子里搬煤，说不定她其实已经搬回来了，或者也可以让萨米或佩科拉去搬。可是昨晚没有争吵，这种悬而未决之感就像一段哀乐中的第一个音符在郁闷等待的空气中蓄势待发。酗酒这种蠢事，无论多么司空见惯，最后总要仪式性地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琐碎而毫无特色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辨认、归类与区别的。正是它们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内容，否则，日子就会暗淡无光，完全被遗忘。争吵缓解了贫穷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打断日常生活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常态的争吵中，她能够展示自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风格和想象力。剥夺这些争吵无异于剥夺她生活的全部激情与合理性。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给他们俩提供了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必要材料。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是个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备受一个无用男人的拖累，而上帝派自己来惩罚他。（当然，乔利已经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与否亦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有一次，醉醺醺的乔利差点一跤跌进红彤彤的煤炉，她当即尖叫道：“收走他，耶稣！收走他！”如果乔利不再喝酒，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耶稣。她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这一切都打着耶稣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