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第8/16页）

突然间，我不仅被阻断了与那些孩子的交往，而且也无法去广场上了。我被驱赶到那个在当地语言运用中被称为“花园之后”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这个表达也就意味着那个地方虽说也住着人，可不再那样合情合理地被当作村子的一部分：栖身在那儿的人都是孤寡人。比如那个护路人就住在那儿的一间窝棚里。窝棚墙壁很厚，涂成了深黄色，犹如一个无论哪儿都不会再有的（而且在那些村子周边也从来没有过的）城堡的门房。我没有进过这间屋子，也与这个人始终保持距离。在我的周围，他是惟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人。只要一有秘密，他不但守不住，而且要一吐为快。他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养护这个地区的公路。然而，有些日子里，他也会起身离开那个放在乡间公路荒僻野外中的碎石箱，变个样儿站在一个梯子上，比如在村子中间的客栈门口上方，成为一个写写画画的人。看着他用极其缓慢的笔触给写好的字母再加上一道彩虹，看着他用几条细如发丝的笔线似乎要给那粗壮的字母透透气，并且从一片空白中变幻出下一个字来，仿佛它早就在那里存在似的，而他不过是描描而已。此时，我就在这显现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隐藏着的、不可名状的、因此愈显富丽堂皇的、并且首先无边无界的世界帝国的象征物。正是由于这个帝国的存在，这个村子似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走出了无足轻重的境地，成为这个帝国圈子的核心。这个文字图像的形式和颜色此刻在这里浑然一体，构成中心，把这个圈子照得通亮。在这样的时刻，连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的梯子也变得非同一般了：它不是倚靠着，而是高高耸立着，两条腿旁的路缘石闪闪发光。一辆满载秸秆的马车从旁边驶过，一捆捆秸秆编织成了一个个花环。百叶窗上的挂钩不再是下垂着，而是指示着方向。客栈的门变成了庄重的大门，进入的人都听从这文字的召唤，一边注视着它，一边脱下帽子。从背景中，突显出一只在那儿扒食的鸡的爪子——是一只徽章动物的黄色爪子。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着的这条街，不是通往那个临近的小城，而是通向村外的旷野，并且同时径直指向他的笔尖。在别的一些日子里，秋天的狂风落叶，冬天的雪花飘舞，春天的繁花似锦，夏天的远方闪电，在我眼前这乡村广场上，那个大世界曾经作为不折不扣的现实而主宰过。然而，在这些写写画画的日子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在现实中感受的时间，升华为时代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护路人还有另外一个变身法：他给坐落在野外田间小道旁的圣像柱重新涂色。有一个田间的圣地就像是一个小教堂，有一个内室，当然小得可怜，其中仅仅不过一步的空间。我总是碰到他在忙活着。他身子挤进这坐落在偏远十字路口的四方空间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肘。他把胳膊肘撑在小窗腰上，小窗朝着我的方向敞开着。此刻，圣像柱不禁使人想起一个被掏空的树干，一个驾驶室，一个岗亭。看样子，仿佛这人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扛到野外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简直连退一步来审视一下自己干了什么的空隙都没有。然而，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礼帽，一点也不为我的脚步而分心。这镇静自若劲表明，他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一个活动空间。那幅需要修复的壁画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过路人要想看看上面画的是什么，就得把身子弯到窗腰上。在这个小室里，惟独反射着主要色彩，一种浅蓝色。在这个色彩中，久久看去，每个别的色彩运动就像榜样一样影响着我。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希望这样来干我的事情。如此悠然自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无声无息，不为任何人而动摇，完全自由自在地活着，没有劝说，没有赞扬，没有期望，没有要求，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不管今后干什么工作，它都要和这儿的工作一个样。这样的工作使得从事它的人如此显然地变得完美，并且让这个偶然的见证人得以分享。

在这些年里，我每天不得不感受着。对我来说，在这个村子里，在过早因为暴力断送了童年之后，再也没有可能建立什么联系了，不存在什么延续了，也不会再持久下去了。与此同时，我那神经错乱的姐姐第一次开始接近我。说来也奇怪，从小时候开始，周围所有的疯子都吸引着我，而我反过来也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不间断地漫游时，常常走到窗前，将鼻子和嘴唇贴到玻璃上，龇牙咧嘴地朝屋里冷笑。当我在布莱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儿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让我越来越着迷，那就是护理院，疯人院。我定期在放学以后绕道前往，让人家透过围栏，用叫喊和无声的挥舞——我也回想起拥抱空气的情景——来欢迎我。接着，我一边十分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空荡荡的乡间大路上自个儿挥舞来，叫喊去。看样子，好像那些精神病人或呆子都是我的保护神。当我好久碰不到他们时，那么只要一看见第一个十分友好的呆子就高兴极了，顿时会充满力量，如同大病初愈。

然而，在我看来，姐姐既不是那群劲头十足的呆子中的一员，也不属于疯子行列。她总是独自一人，不可捉摸。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怕她，躲避她。只要一想到她的目光，我也觉得就像人家说得我心悦诚服一样，那不是精神错乱的目光，而更多是凝视；不是呆若木鸡，而更多是清清白白；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任何时候都在现场。我不断地与这双眼睛进行较量，可是较量的结果没有一次对我有利。此间，这个工具（我把那个不动声色的目光看成是这样的工具）表明的并不是我当时的过失或者无耻行为，而更多是那根本的不幸：我伪装了；我不是那个自己表现的我；我不是真实的，我根本不是这样，我是在演戏。而且她也真的从来都没有善良过。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我这样或那样一盯望——我都觉得做什么都是给她和我自己看的，再说是虚伪和拙劣的。起初，她嘲笑我，起码有时在她那咯咯笑声中几乎还带着同情味。后来，在经过这样蔑视的折磨瞬间之后，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幸灾乐祸。因此，我就尽可能地躲开她（当然，她过后也许会出乎意料地站在回廊里，并且在那儿设下她的目光陷阱）。

我姐姐大我那么多，这无疑也让我感到诧异。哥哥和她只相差一岁，而我和她却相差二十多岁。实际上，这孩子久久地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可怕的入侵者，她随时都会从头发里拔出一根发针来刺人。那么到了如今，当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时，她又从自己的头发里拔出饰针，不过这却意味着：她靠近了，她向我表白心事，她接近我，带着关怀的神情，也是一种激动。当我下了火车时，她激动地穿过田野，迎着我走来；她激动地帮我拎着包；她激动地递给我一支鸟羽毛，拿来一个苹果，献上一杯果子酒。我否定了全部的过去，我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不仅她不知所措，无可归属，而且我也一样。她最终有了一个同谋，一个同盟，可以围着我转了。她的目光不但不伤害我，而且停留在我身上。如果说这目光迄今向我预言了不幸的话，那么它现在无非就预示着对我的、她的、我们俩的现实存在的惬意。然而，此时此刻，它绝对不是强加于你，始终不过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征兆，像符号一样，无视于我需要的任何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