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生活，另一段时光（第5/6页）

拉蒙肯定是和薇尔塔打了什么招呼，因为薇尔塔不再写信来了。那句俗话也许是真理：等待得足够久，万物都会变化。

买房子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有好几次，他差点要放弃了，狠狠地摔下电话，把酒杯往墙上扔，我估计这事儿可能要黄了，但最后奇迹般地居然都办妥了。

看哪，他说着，手里拿着房产证。看。他简直是在恳求我了。

我真的很替他高兴。你成功啦，亲爱的。

是我们俩成功了，他轻声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像模像样地生活了。

然后他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十二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房子着实是破败不堪，只有两个房间能住人。看上去很像我刚来美国时的第一个住处。那时我们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暖气，有一个月时间只能用桶打水洗澡。我开玩笑地把这房子称为“田园之家”注，但谁要是敢批评他的宝贝房子，他非跟人急眼不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他这么提醒我。我攒了八年的钱。他从街区里被抛弃的破屋上拆卸材料，坚持不懈地整修屋子。能搞来一块地板，就算省了点钱，他夸耀道。这个社区虽然绿化不错，但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得多加小心，锁好门窗。

有几个星期，不时有人来敲门，问这房子还出不出售。其中有些询问的人是夫妻，那个殷切劲儿，我和拉蒙过去肯定也是那个样子。拉蒙总是不客气地甩上门，不搭理这些人，就好像害怕被他们重新拉回无房族那个阶层似的。但如果是我去开门的话，我总是比较客气地告诉他们，不出售。祝你们好运，找到称心的房子。

我知道，人的希望是没有边界的。

医院开始扩建；三天后，吊车在医院大楼周围立了起来，那形状好像人在祈祷。萨曼莎把我拉到了一边。这一冬天过来，她完全干瘪了，双手和嘴唇都皲裂得非常厉害，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爆裂。我需要借点钱，她小声说。我妈病了。

老是拿妈妈生病当借口。我转身要走。

求你了，她哀求道。我们是同胞啊。

说得对。我们是同胞。

肯定也有人帮助过你吧。

这也对。

第二天，我借给她八百美金。这是我所有积蓄的一半。记好了。

我不会忘的，她说。

她好开心。比我搬进新家时还开心。我真想像她那样轻松快活。她干活时一直在唱歌，唱的都是我小时候流行的歌，阿达莫注之类的。但她还是原来的毒舌萨曼莎。我们下班打卡之前，她对我说，别涂这么多口红。你不涂口红嘴唇就已经够大的了。

听了这话，安娜· 爱丽斯大笑起来。那丫头真这么说你的？

是啊。

你好惨，她说，对萨曼莎倒还有点刮目相看。

这周快结束的时候，萨曼莎没来上班。我四处打听，结果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我也不记得她最后一次上班那天说过什么重要的话。那天下班时，她就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离开医院，走向市中心去赶公交车。我为她祈祷。我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年，那时我多么想回家，经常哭鼻子。我祈祷，希望她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

过了一星期。我等了一星期，然后就放弃了。接替她的女孩说话轻声细气的，身材肥胖，干起活来有股劲头，也从不发牢骚。有时我心血来潮，就想象萨曼莎已经回家了，和家人待在一起。老家的天气很暖和。在我想象中，萨曼莎发誓赌咒地说，我绝不回美国，死也不回去。

有些夜晚，在拉蒙修理房子的厨卫管道或者打磨地板的时候，我就读那些旧信，小口喝着我们储存在厨房洗涤槽下的朗姆酒。我当然是在想着她，拉蒙的另一个她。

她的下一封信来的时候，我正怀着孕。那封信被从拉蒙的旧住处转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从一摞信中把它抽出来，盯着看。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好像我体内除了心脏什么都没有，它寂寞得发慌。我很想把信封打开，但没有这么做，而是打电话给安娜· 爱丽斯。我和她有阵子没联系了。电话那头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死死盯着屋外停着很多鸟儿的篱笆。

我去找你散散步吧，我对她说。

树枝的末端有花蕾在绽放。我走进过去和安娜· 爱丽斯合住的房间时，她吻了吻我，让我在厨房桌旁坐下。房子的其他住户现在只有两个人我还认识，其他人都搬走了，或者回老家了。新房客中有新近从多米尼加来的女孩。她们拖着脚步进来出去，几乎看都不看我一眼，她们在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的重压下精疲力竭。我想教导她们：漂洋过海后，曾经的诺言都不算数了。我的大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安娜· 爱丽斯则瘦骨嶙峋，十分憔悴。她的头发几个月没剪过了；粗厚的发辫末端都分了叉，直竖出来，看上去像是第二层头发。但她还能微笑，笑得那么灿烂，那么有热度，居然没把周围东西烧着，着实是奇迹。楼上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巴恰达注歌曲，声音听起来好遥远，让我想起，这房子真是巨大，天花板是多么高啊。

戴上这个，安娜· 爱丽斯说着，递给我一条围巾。咱们出去散散步吧。

我把信攥在手里。天空灰茫茫的。地面上有不少积雪，上面蒙着一层砾石和灰尘，在我们的脚下嘎吱作响。我们等着车流在红灯前减速，然后跑进公园。我和拉蒙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俩天天都逛这个公园。就是下班之后在这儿放松放松，他说，但每次我都为了他涂上红指甲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爱的前一天，我就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那时他刚告诉我，他有个老婆，还有儿子。我对他的坦白琢磨了好久，一言不发，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遇见了一群正在打棒球的孩子，他把他们的球棒抢了过来，用力挥舞着，让孩子们在很远的距离外投球。我以为他是自找难堪，于是站到一边做好准备，一旦他摔倒或者没击中球，就上前安慰他。但是他上半身轻松地做了一个动作，铝质球棒就清脆地击中了球，打得它飞出很远很远。孩子们举手认输，大喊大叫。他呢，对着我微笑起来。

我和安娜· 爱丽斯没说话，走到了公园的另一端，然后我们转身折回，穿过公路，走向市中心。

她又来信了，我说，但安娜· 爱丽斯打断了我。

我给孩子们打了几个电话，她说。她指了指站在法院大楼对面兜售偷来的电话卡的小贩。他们都那么大了，她告诉我，我都认不出他们的声音了。

我们走了一会儿，不得不坐下，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让她好好哭一场。我应当说些话安慰她的，但不知从何说起。她会把孩子们接到美国，或者她会回老家。至少这方面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