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9/14页）

“我从那堵墙上传播出的上帝的话，可不比我在教堂里传播的少，”亨利有一次这么告诉我。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准备好进教堂的门。或许他们有罪恶感，因为过去的行为。所以我就走出去，给他们带个三明治。”

就好比是上门推销？

“是啊。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家，无门可敲。”

有些人是吸毒的？

“哦，当然。有些星期天来做礼拜的人也吸毒。”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在你讲道的时候？

“哦，是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看到那些不停摇着头的人，你就知道‘嗯，这些家伙肯定吸了厉害的玩意儿了’。”

那这不让你感到不舒服吗？

“一点也不啊。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刚从毒贩那里出来，我不在乎。如果病了，我就去医院的急诊室。如果病没好，那么就再去。所以，无论你的病是什么，就让这间教堂成为你的急诊室。在你痊愈之前，记得要一直来。”

我看着亨利宽阔的、充满温情的脸。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好的。”

你从犹太教堂偷了什么东西。

他松了口气，笑出声来。“信不信由你——是信封。”

信封？

“是啊，信封。那时我不过是个毛头小子。那些比我年龄大的，早就溜进去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我只找到一盒信封。我逃出来的时候就拿了那些信封。”

那你还记得你用那些信封干吗了？

“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他回答。

我看着他，看着他的教堂，想着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

我搬了一箱“大先生”过去讲道的稿子回家。我一页页翻阅。有一篇是五十年代写的，标题是《犹太会堂的意义》。还有一篇是六十年代写的，标题是《代沟》。

我还看到有一篇的标题是《雨滴不停打在我头上》。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作品。我读了一遍。我又读了一遍。

他呼吁大家帮助维修快要坍塌的屋顶。

“大先生”是这样写的：“每次下雨我们的屋顶都会流下很多眼泪。”他提到有一次坐在教堂里，他“差点被一块湿漉漉的屋顶瓷砖”给砸中。还有一次，因为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为参加婚礼的人们而准备的鸡汤中“增加了诸多不该出现的调料”。还有一次晨祷会的时候，他不得不抓起扫帚敲打一块拱起来的砖，让积在里面的雨水流走。

在这篇布道辞中，他恳求会众们奉献更多，好让这个崇拜上帝的场所不至于坍塌。

我想起了亨利牧师和那个屋顶上的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人经历过共同的事情。一个市中心的教堂。一个郊区的犹太会堂。

但是，我们的教会最终筹到了足够的钱。而亨利根本不可能从他的信徒那里筹钱。

十一月

你的信仰，我的信仰

我记得年少时，“大先生”布过一次道，逗得我哈哈大笑。他朗读了来自另一个教派的神职人员写给他的感谢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

我觉得好笑是因为这样说来，天上竟有两个上帝，还可能收到同样的信息。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还没有办法领会这背后所藏的深意。

我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那个地区被人戏称为“北部圣经带”。宗教在那里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陌生人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弄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采访的运动员们将他们的成功触底和本垒打归为“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荣耀”。在底特律，我和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们一起参加过各种义工活动。因为大底特律地区号称有中东之外最大的阿拉伯居民区，穆斯林问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曾经有一场争论，一个清真寺每天播放提醒人们去祈祷的广播，这引起了住在清真寺周围的波兰裔居民的不满，因为清真寺的音乐和教堂的钟声混在了一处。

换句话说，“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谁的上帝保佑谁——已经从一个好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我几乎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信仰非主流教派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让我慢慢疏离信仰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说起这个问题就得为自己辩护。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理由。但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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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前不久的那个周日，我从纽约搭乘火车去看望“大先生”。我走进他家，拥抱他，在他的金属助步器的开道下，跟他走进书房。他的助步器上挂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有几本书，不知道为什么，还放着一只染成红色的葫芦。

“大先生”调皮地说：“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我把助步器扮成超市推车，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他要我为他写悼词的请求，现在俨然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期末考卷”。在有些拜访中，我觉得离交卷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而有些时候，我觉得恐怕时间不多了，可能几个星期都熬不过，也就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这一次，“大先生”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眼神清澈，声音有力，这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们坐下后，我告诉他我所参与发起的为无家可归者筹款的慈善活动，包括我去体验流浪者过夜的经历。

我不太敢确定我是否该对一名犹太拉比提及一所基督教堂的事情。我有罪恶感，就好像自己是个叛徒。我记得“大先生”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老派的祖母去看棒球比赛。当每个人都为本垒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她毫无所动地坐着。他转过身，问她为什么不鼓掌。她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阿尔伯特，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吗？”

但我的担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先生”根本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们。这是正义的。无论你帮助的是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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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进入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辩。不同的信仰如何共存？如果一种信仰相信的是一套，另一种信仰相信的是另一套，那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对的呢？还有，一种信仰有没有权利——甚或义务——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呢？

“大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信众的孩子们在上校车之前，都会把他们的犹太书籍用牛皮纸给包起来，不让人看到。你想想，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在我们之前，他们都没有见过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