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个人的性格中影响他人幸福的那一面（第7/8页）

某种概括性的，或甚至是系统性的，关于什么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与法律体制的理念，对于引导政治家的思想与见解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坚持建立，而且是坚持立刻建立，且不顾一切反对地建立那个理念似乎要求做到的每一样事物，那他必定常常是自大傲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样的坚持，等于是要把他自己的判断树立为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等于是自以为他自己是全国唯一聪明且值得尊敬的人；等于是自以为他的同胞们全都应该委屈他们自己来配合他，而不是他应该配合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所有政治理论家当中，主权国的君主们显然最具危险性。这样子的傲慢自大，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绝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所以，当这些傲慢高贵的改革者纾尊降贵，沉思默察那个被托付给他们治理的国家的政体时，他们很少看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事物，比得上有时候也许会反对他们的意志贯彻实行的一些障碍那样的不顺眼。他们不会把柏拉图所提的那一则神圣箴言放在眼里，并且会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而非他们自己是为国家而设。所以，他们的改革行动的最大目标，便是要消除那些障碍；便是要削弱贵族阶级的权威；便是要拿走各个城市与省份的特权，以及要使国内最伟大的那些个人和最有势力的那些阶级团体，变得和那些最软弱的与最无足轻重的个人与团体一样，无力反抗他们的命令。

第三节 论博爱

虽然我们的有效善行，很少可能延伸至任何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广阔的社会，但我们的善意，却没有任何范围的限制，可以包含整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他的幸福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者对于他的不幸，在我们深刻清楚地想象这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有些反感的。没错，想到某个虽然有感觉但为非作歹的生命，自然会激起我们的憎恶，但是在这场合，我们的那股恶意，其实是我们博爱的心肠在发挥作用。那股针对他的恶意来自于某种同情，来自于我们对其他某些清白无辜且有感觉的生命的不幸与怨恨所感到的同情，那些生命的幸福遭到他蓄意的破坏。

这种博爱的心肠，不论是多么的高尚与宽大恢宏，对任何人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使他无法真正快乐起来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彻底坚定地相信，全世界所有居民，不管是最卑贱的或最高贵的，全都受到指挥一切自然活动的那个伟大、仁慈与全知的神直接的照顾与保护；并且相信，这个伟大的神决意以其自身各种永远不变的完美无瑕的才艺，随时在这世界上维持最大可能的幸福量。相反，对这种博爱的心肠来说，怀疑这世界也许没有天父的垂爱关注，必定是所有沉思中最令人感伤忧郁的，因为他想到在这庞大无比与无限的宇宙中，所有未被他发觉的地方，除了充满无穷无尽的不幸与悲惨之外，没有别的好事。极端幸运成功的所有光芒，也绝不可能照亮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会盖在他心头上的那一层忧郁的阴影。然而，在一个贤明有德的人身上，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一切悲伤难过，也绝不可能使那种必然会从他那习惯且彻底坚信相反的想法为真的信念中涌现的喜悦完全枯竭。

贤明有德的人随时都不会反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他自己所属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公共利益。他也随时都不会反对，此一阶级或团体的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它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次要部分的那个国家或主权国的更大利益。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反对，所有那些比较次要的利益被牺牲掉，让全世界获得更大的利益，亦即，成全那个包含一切有感觉与有理性的生命，并且由神亲自管理与指挥的伟大社会的利益。如果他习惯且彻底坚定地相信，这个仁慈与全知的神，绝不可能容许受他指挥治理的那个体系发生任何不是为了全体的善而必需的局部的恶，那么，他必定会把所有可能临到他自身，临到他的朋友们，临到他所属的社会团体，或临到他的国家的那些不幸，看作是为了全世界的繁荣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不仅是他应该认命顺从的，而且也是他自己，如果他事先知道所有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话，原本应该诚心诚意地希望发生的。

对伟大的宇宙主宰的意志怀着这么宽大恢宏的认命顺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似乎并未超出人性所及的范围。优秀的士兵们既爱戴又信赖他们的将军，在迈向那种他们绝不期待生还的孤立无援的岗位时所展现的神态，常常比迈向某种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危险的岗位时更为快活与敏捷。在迈向后一种岗位时，除了平常出任务时那种单调乏味的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其他的情感；在迈向前一种岗位时，他们觉得正在做人类所可能作出的最高贵的努力。他们知道他们的将军肯定不会命令他们迈向这样的岗位，如果这不是整个军队的安全或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话。他们兴致勃勃地牺牲自己渺小的身体，以成全一个较大的身体的幸福与兴隆。他们情深意切地和他们的同志们诀别，诚挚地祝福同志们一切幸福顺遂；然后，不仅甘心顺从地，而且常常发出最欢欣鼓舞的呼喊声，大步迈向他们被指派前往的那个致命的但也是辉煌荣耀的岗位。但是，不会有任何军队的指挥官，比指挥宇宙的那个伟大的主宰，值得更多无限的信赖，或值得更热烈与更热诚的挚爱。当遇上最大的公共或私人灾难时，一个贤明的人应该认为，他本身，或他的朋友们，或他的同胞们，只不过是被神安排在宇宙中这个悲惨绝望的位置上；他应该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整体的善而有必要如此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安排；他应该认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不仅是应该谦卑地甘心顺从此一命运的安排，而且也应该尽力敏捷愉快地拥抱此一命运的安排。一个贤明的人无疑应当能够做到一个优秀的士兵随时准备做到的事情。

相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的仁慈与智慧，自亘古以来就一直这么设计与指挥着宇宙这部庞大无比的机器，以便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产生最大可能的幸福量。这样的信念，无疑是所有人类冥想的课题中显然最为庄严崇高的那个。其他每一个冥想课题和它相比，必然显得猥琐卑鄙。一个被我们认为主要是从事这种崇高的冥想工作的人，极少可能不是我们至为尊敬的对象；即使他的一生完全投注在冥想上，我们也常常会怀着某种宗教般的虔敬看待他，这种尊敬，甚至比我们看待最主动积极且对全体国民最有用的公仆时所怀抱的那种敬意，还高出许多。马卡斯·安东尼纳斯(Marcus Antoninus)[30]的《沉思录》，由于主要在思索这个课题，对于他的品格之所以普遍受到赞美，也许比他公正、慈悲与仁爱的统治所留下来的各种事务处理纪录全部加起来，还更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