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不同的作者处理道德实务规则的方式（第7/7页）

[52]译注：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 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1699)一书的作者。

[53]译注：Aristippus of Cyrene(435-355BC)，苏格拉底的门徒，后来建立昔兰尼(Cyrenaic)哲学门派，厉行并鼓吹“享乐主义”(Hedonism)。

[54]译注：Augustus Caesar(63BC-AD14)。

[55]译注：Ralph Cudworth(1617-1688)，英国神学家。

[56]译注：Henry More(1614-1687)，英国神学家。

[57]译注：John Smith(1618-1652)，英国神学家。

[58]译注：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本书作者大学时期的老师。参见本书第7篇第1章。

[59]译注：参见本书第1篇第2章第4节。

[60]译注：作者的好友David Hume 主张这种道德理论。参见本书第4篇第2节第3至5段。

[61]译注：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荷兰出生的医生，后来移居英国，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一书的作者。

[62]有兴趣深究的读者，或可参阅David 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ppendix II of Self-Love。

[63]原作注：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64]译注：今之所谓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在18世纪时被人称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65]译注：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与数学家。

[66]译注：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

[67]原作注：包括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德国哲学家)和Bernard de Mandeville。

[68]译注：参见本书第4篇第2节第1和第2段。

[69]译注：参见本书第4篇第1节第2段。

[70]译注：参见本书第6篇第3章第30段。

[71]译注：Ralph Cudworth(1617-1688)，英国神学家，见其所作的Immutable Morality第1篇第1章。

[72]原作注：Francis Hutcheson， Treatise of the Passions.

[73]译注：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

[74]原作注：Illustrations upon the Moral Sense, sect. I. p. 237， et seq. third edition.

[75]译注：参见本节第9至第10段。

[76]译注：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本书第3篇第4和第5节。

[77]译注：参见本书第4篇第2节。

[78]译注：在作者眼中，言教与规劝似乎不是培养美德的主要方法。参见本书第3篇第3节第21段、第36和第37段。

[79]译注：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德国哲学家。

[80]译注：Jean Barbeyrac，法国哲学家，将Pufendorf 的著作翻译成法文。

[81]译注：参见本书第2篇第3章第3节第4至5段。

[82]译注：指柏拉图的Laws，以及西塞罗的De Legibus。

[83]译注：关于公共政策的法律，请参见本书第2篇第2章第3节第11段所举的战时卫兵的例子。笼统地说，所谓公共政策的法律，不是本于正义(justice)的原则，而是本于权宜或方便(expediency)的原则，所制定的法律，旨在促进国家的财富、权力与繁荣。

[84]译注：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现代国际法的鼻祖。

[85]译注：作者的这个承诺，有一部分，至少就涉及公共政策、公共收入与军备国防的那一部分来说，已在他的另一本巨著《国富论》实现。剩下有关正义或法理学的那一部分，作者在世时可惜来不及完成，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目前仅有他的学生在课堂上所作的笔记(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流传于世可供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