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5/8页）

那天，参政官不在家，我看见托洛恰诺夫上楼找我父亲，对他说，他是来向他告别的，请他转告参政官，那些短少的钱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对他说，“去睡吧。”

“我马上要长眠了，”医生说，“请老爷们宽恕我的过错。”

托洛恰诺夫的安详态度使我父亲害怕了，他仔细打量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在胡言乱语吧？”

“没什么，老爷，我只是喝了一小杯砒霜。”

我们马上去请医生，报告警察，给他灌催吐剂，喝牛奶……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还强忍着，嘟哝道：

“别动，待在那儿，我可不是为了呕吐才吞下你的。”

后来毒性开始发作，我听到他哼哼哧哧，用痛苦的声音反复念叨：

“着火了，着火了！火！”

有人要为他请神父，他不肯，对卡洛说，死后不可能有生命，他是懂得解剖学的。午夜十二时，他用德语问军医几点钟，接着说道：“新年到了，祝大家愉快。”说完便死了。

早上我闯进小小的厢房，这原来是作洗澡间的，托洛恰诺夫的尸体已抬进那儿，放在桌上，与刚死的时候一样，穿着燕尾服，没系领结，胸口敞开着；但脸已经变形，有些发黑了，很可怕。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几乎晕倒，立即逃出屋子。新年中我收到的礼物，无论是玩具还是画片，都不能使我快乐；发黑的托洛恰诺夫一直在我眼前浮动，耳边也一直响着他的声音：“着火了——火！”

在结束这悲惨的叙述之前，我只想再说一句话：前室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真正的坏影响。相反，从我早年起，它就在我心头培植了对一切奴役和一切暴政的不可克制的憎恨。有一次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为了我调皮，想狠狠气我一下，对我说道：“等着吧，等您长大了，还不是跟别的老爷一样！”这句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老婆子可能满意了，最低限度，我没有变得“与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前室和女仆房，还有一处地方可供我消遣的，在那里我至少不会受到干扰。我喜欢阅读，正如我不喜欢上课一样。热衷于没有系统的阅读，大概正是认真读书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我从前和以后，都不能忍受语言的理论研究，但理解和讲话我却学得很快，总能勉强凑合。我也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对我的博览群书而言，这已经够了。

我父亲和参政官有一个共同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大多是上世纪的法文书。它们堆在参政官家底层一间无人居住的潮湿屋子中，钥匙由卡洛保管。这个文学宝库，我可以任意出入，不受限制，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父亲认为这有双重好处：首先，我可以较快学会法文；其次，让我有事可干，就是说我可以安安静静坐在家里，不致出外胡闹。再说，我并不把所有的书放在案头，让人看见——有些书我是藏在小衣柜中的。

我读了些什么呢？长篇小说和喜剧是不用说的。我还读了五十来册法国的《剧目》和俄国的《戏剧》18，每册有三个或四个剧本。除了法国作品，我母亲还有拉方登19的小说和科策布20的喜剧，这些书我都读过两遍。长篇小说对我的影响不能说很大，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找那些含有轻薄意味的、不正经的场面看，然而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有一个剧本使我着了迷，它对我的影响大得多，我曾反复读过二十来遍，不过我读的是《戏剧》中的俄译本，这就是《费加罗的婚礼》21。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不仅如此，我自己就成了薛侣班；阅读时，我的心都收缩了，我感到了一种新的体验，虽然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这位少年侍从男扮女装的场面，叫我多么陶醉，我真想把那位夫人的丝带也藏在怀里，偷偷吻它。实际上，在这样的年纪，我跟一切女性社会还离得很远。

我只记得，到了星期日，Б22家两个小姐有时会从寄宿学校到我家来玩。小的那个十六岁，生得花容月貌。她一进屋，我便慌了手脚，从来不敢对她讲一句话，只是偷偷窥视她那对美丽的黑眼睛，那一绺绺深色鬈发。这事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爱情的第一次消息便这么过去了，没有谁知道，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

几年之后，我又遇到她，我的心还是跳个不住，我记起了十二岁时怎样拜倒在她的美貌面前。

我忘记提到《维特》23，它也像《费加罗的婚礼》一样，使我沉醉。这小说有一半我不能理解，跳过去了，急着看那可怕的结局，看完，我发疯似的哭了。1839年，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维特》，这是在弗拉基米尔。我告诉我的妻，我小时候如何为它哭泣，并把最后几封信念给她听……念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只得停止诵读。

我十四岁以前，父亲对我的管教不能说十分严厉，只不过我家的整个气氛，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万难忍受的。对身体健康的固执而不必要的关心，加上对精神健康的完全忽视，叫我万分厌恶。老是提防感冒，怕吃的东西不消化，有了一点伤风咳嗽便小题大做。到了冬季，整整几个星期不准我外出，有时侥幸出门一次，也得穿厚皮靴，裹大围巾等等。家中的炉火总是烧得热气腾腾，叫人受不了。如果我的母亲没有遗传给我战胜一切的健康体魄，这种环境必然使我成为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孩子。不过我的母亲完全没有那些偏见，我在她屋中，可以做在我父亲屋中不能做的一切。

我书念得不好，没有人跟我竞赛，也没有人鼓励我，表扬我。我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单凭强记和活跃的想象力代替辛勤的劳动，没有系统，也无人督促。不言而喻，也没有任何人去督促我的教师们；薪水讲定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课，按时下课，就可以接连几年这么干下去，不必对教学情况做任何汇报。

我当时的学习中，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请了一个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

“如今大家不重视这个，”父亲对我说道，“但我的二哥亚历山大每晚跟奥弗莱纳24念特拉梅的叙述25，念了六个月，还是没有念好，不符合奥弗莱纳的要求。”

“达勒斯先生，”有一次我父亲问他，“我想，您可能会教舞蹈吧？”

达勒斯是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儿，听了这话，露出明知自己多才多艺，但又完全懂得谦逊的必要性的神色，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但大歌剧院26经常请他为芭蕾舞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