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五章（第7/8页）

“那么你给他了？”

“当然给啦。就这样，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顺利。”

村长在这种扣除尾数的办法的熏陶下，习惯了这样的经济手腕，大概还拿惯了那五个金币（这些金币的命运，他没有提），因此对成功是充满信心的。他没有料到，在贿赂和接受贿赂的那只手之间，也会发生许多不幸。这时派到弗拉基米尔主持征兵事务的是侍从武官埃森伯爵。村长掏出一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可惜我们的伯爵像《努林》33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中长大的，那里培养的是对俄罗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诚。埃森勃然大怒，大声呵斥，最糟的是还打了铃，文书跑进屋子，宪兵也来了。村长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穿制服而不要贿赂的人，以致吓得手足无措，没有抵赖，也没有发誓要请上帝做证，证明他从未行过贿，如果他有这念头，就让他的眼睛瞎掉，从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绵羊一般听凭摆布，给送进警察局，大概心里还在后悔，给将军的钱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纯洁而满足，也未因倒霉的农民饱受惊吓便善罢甘休，看来他是真的想在俄国根绝贿赂，惩办罪行，树立兴利除弊的榜样，因此为村长的险恶用心，给警察局，给省长，给征兵机关，都发了公函。农民给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我们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贿的农民（即使他是个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须同样办罪，因此案件变得很棘手，必须多方设法才能营救村长。

我赶去找省长，他拒绝过问这事。刑庭庭长和参议们怕侍从武官干预，直摇脑袋。倒是侍从武官本人首先变愤怒为亲热，说他“决不想难为村长，只是教训教训他，审问一下，然后释放”。我把这话转告警察局长，他对我说：“坏就坏在这里，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应该简简单单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会抽他一顿背脊，叫他今后没有问清路切莫往前闯，然后放他滚蛋，这样大家都省事；可现在，只得让法院去磨洋工了。”

这两种见解，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关于法律的观念，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正好落在祖国法学的这两大极端中间，那里是最深的深渊，即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法庭拟定了判决书，要把村长先行鞭打，然后遣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他的儿子，他全家人，纷纷找我搭救他们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我重又找庭长和参议，向他们证明，他们对村长这么严厉，结果只会害了自己；何况他们都很清楚，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最后还说，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来自上头，一切赏赐都来自天父”34，那么他们也会两袖清风，没有饭吃。我这么说情疏通，还打发村长的儿子去苦苦哀求，总算达到了一半目的。村长被判在狱中鞭打几下，仍留原地居住，但严禁再为其他农民出头办事。

我看到省长和检察官同意了这判决，才高兴地松了口气，前往警察局，要求他们鞭打时手下留情；警察一半因为我亲自向他们求情，一半也因为可怜这个为司空见惯的小事吃尽苦头的倒霉鬼，而且知道他是有钱的农民，这才答应我只走走过场。

过了几天，一天早晨，村长回来了，他比以前瘦了，头发也更白了。我发觉他虽然很高兴，还是心事重重似的。

“你还愁什么啊？”我问他。

“不如一下子干完的好。”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是说，不知道他们多咱才给我行刑啊？”

“他们没有鞭打你？”

“没有。”

“那怎么放你出狱啦？你现在不是回家吗？”

“回家是回家，可心里总放不下鞭打的事，秘书是这么念的呢。”

我确实也给弄糊涂了，最后问他，有没有发给他什么证件？他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判决书，最后是这么写的：根据刑事法庭判决，在监狱牢房内鞭打之后，“发给本证明，并予释放出狱”。

我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你已经给打过啦！”

“没有，老爷，没有。”

“哦，如果你不满意，不妨回去，要求他们补打一顿，也许警察会体谅你的苦衷呢。”

看到我发笑，老头儿也笑了，怀疑地摇摇头，说道：

“想不到有这么奇怪的事！”

“真是不成体统。”许多人会这么说，但是请他们想一想，要不是这么不成体统，在俄国还能生活下去吗？

1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平民出身的政治家，曾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大臣。斯佩兰斯基主张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因而失宠，被流放。获赦后于1819至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

2 韦利亚米诺夫（1771—1837），俄国军人，1827至1833年任西西伯利亚省长。

3 谢尼亚温（1801—1851），1840至1845年间的莫斯科省长。

4 这些办法都是15至17世纪俄国宗法社会的制度。赫尔岑曾主张以俄国宗法社会的所谓村社为基础，建立俄国的社会主义。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起义失败后，赫尔岑的这种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但为时不久。

5 彼得大帝改革市政，把商人分为两等，属于一等行会的是大商人和医师等，二等行会中是小商人和工艺师等。

6 这使罗斯托普钦伯爵有理由挖苦佩斯捷利。他们两人在皇帝处用膳。皇上站在窗边问：“那儿教堂顶上……十字架上面黑黑的是什么？”罗斯托普钦答道：“我看不清楚，这得问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眼睛明察秋毫，能从这里看到西伯利亚发生的一切呢。”——作者注

7 维罗纳在意大利，亚琛在德国。1815年，俄、普、奥三国结成“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沙皇亚历山大曾去这两地参加“神圣同盟”的会议。

8 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沙皇的官员，经济学家。

9 俄国将军，1822至1828年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10 穆拉维约夫（1809—1881），俄国将军，1847至1861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11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纽约的报刊曾多次提到这句话。——作者注

12 17世纪中叶，俄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按希腊教会统一宗教仪式，这遭到一部分坚决保卫“旧信仰”的神父及教徒的反对。这些人即被称为“分裂派教徒”。

13 谢斯拉温（1780—1858）和菲格纳（1787—1813）都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军官，游击战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