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5/8页）
在我眼中，他们像兄妹，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很快接近了，几乎每天见面，有时通宵达旦，无话不谈……正是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刻，使人们产生了密不可分、难割难舍的友情。
后来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在理论和信仰上长期存在分歧，想起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和痛心。何况它们之于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但是我得赶紧声明：如果时间证明，我们可以产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责，那么更多的时间将会加倍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分裂，我们的友谊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无力办到。
确实，好久以后，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这两个互相热爱的好友中间，除了理论上的分歧，也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但我们会看到，它最后也完全消失了。
谈到我们的争论，那么这是格拉诺夫斯基使它结束的。1849年8月25日，他从莫斯科写信到日内瓦，向我讲了下面这段话。我怀着虔敬和自豪的心理在这里引述它们：
“我对你们两人（即对奥加辽夫和我）的友谊，包含着我心灵中最美好的力量。其中感情是一个部分，正是它使我在1846年不由得伤心落泪，责备自己无力斩断那显然已难以为继的关系。我几乎怀着绝望的心情发现，你们与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要割断这些纽带势必损伤我的血肉。这段时间对我不是毫无益处的。我在与我的缺陷方面的斗争中胜利了。你们所指责的我的那种浪漫主义，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天性中的一切浪漫因素，贯穿在我的个人爱好中。你记得我读了你的《克鲁波夫》37后写给你的信吗？它是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写的。笼罩在我心灵上的黑纱落下了，你的形象重又光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向远在巴黎的你伸出了手，我感到欣慰，温暖，正如在我们莫斯科生活中那些神圣美好的日子一样。对我起作用的不仅是你的才华，从这作品中我看到了整个的你。有一次你羞辱我，说：‘不要寄任何希望于个人因素，要相信集体的力量。’而我总是过多地重视个人因素。但对于我，个人因素和集体力量正是在你身上合而为一。我因此才毫无保留地爱你呢。”
在我谈到我们的争执时38，但愿读者看了会想起这几行……
1843年末，我发表了一组论文：《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39。它们的成功使格拉诺夫斯基像孩子一样兴奋。他带着《祖国纪事》到朋友家串门，亲自朗读、解释，如果谁不表示欢迎，他就愤愤不平。此后我也看到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而且更大。我这是指他的首次公开讲学，讲的是英法两国的中世纪史。40
恰达耶夫听完第三和第四讲走出挤满全莫斯科的绅士淑女的讲堂时，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是有历史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格拉诺夫斯基把讲堂变成了客厅，变成了上流社会41聚会的场所。他没有为此给历史穿上华丽的衣衫，绣金的服饰，恰恰相反，他的语言是严肃的，一丝不苟，充满力量、勇气和诗意，它们有力地震撼了听众，唤醒了他们。他的仗义执言所以平安无事，不是由于妥协，而是由于他天然具有的那种温和的表达方式，他不喜作法国式的箴言，画蛇添足地在寓言后面附上几句说教。他只是叙述事实，巧妙地安排材料，让它们自己说话，使他没有明言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楚，听众也因此更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们本人在思想。
第一次讲座圆满结束，他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这在莫斯科大学也是盛况空前的一件事。当他讲完之后百感交集地向听众致谢时，大家如醉似狂地跳了起来，夫人们挥手帕，其余的人拥向讲台，与他握手，向他索取相片。我亲眼看见，青年们涨红了脸，含着泪水高呼：“好极了，好极了！”离开是不可能的，格拉诺夫斯基站在那里，微垂着头，合抱着手臂，脸色白得像纸；他还想说几句，但说不出口。震天动地的鼓掌声，疯狂的赞扬声，愈演愈烈，大学生们排列在楼梯上，把讲堂让给来宾们去欢呼叫好。格拉诺夫斯基疲惫不堪，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室。过了几分钟，人们看见他出来了，于是又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鼓掌声；他转过身子，向大家挥手致意，带着万分激动的疲乏神色走进了办公室。这时我扑到他身上与他拥抱，我们默默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眼泪我还流过一次，那是在夕阳残照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那时英雄契切洛瓦基奥把未成年的儿子献给了罗马武装起义的人民，但几个月后，这父子两人就被一个戴皇冠的孩子非法杀害，死在武装刽子手们的枪弹下了！42
是的，这是珍贵的眼泪：一次我为俄国的希望洒下，另一次洒在革命的怒潮中！
但革命在哪儿？格拉诺夫斯基又在哪儿？全都与那披着乌黑鬈发的少年，那肩膀宽阔的平民，那些我们所尊敬的他们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了。然而对俄国的信心还没有动摇。那么难道它有朝一日也得破灭吗？
为什么不可理喻的偶然性夺走了格拉诺夫斯基，这位正直的活动家，这个深受苦难的人，而且正当俄国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尽管这个时代我们还不清楚，但总之是另一个时代了；为什么它不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正向我们吹来，它至少已没有那种强烈的刑房与兵营的气息了！
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收到信时在里士满，正要上火车站。我一边走一边看信，真的，一时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坐上火车，不愿重新读信：我怕它。周围的人进进出出，脸那么愚蠢，难看；汽笛响了，我向车内扫了一眼，心想：“对，这是胡诌！怎么可能？这个人正当壮年，他的笑容，他的神态，还在我的眼前，难道他已不在人世？……”我昏昏欲睡，身上非常冷。到了伦敦，我遇到阿·塔朗迪埃43；跟他问好之后，我说我收到了一封不祥的信，我仿佛刚才听到噩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很少联系，但是我需要知道，在那远方，在我们的祖国，这个人还活着！
没有他，莫斯科变得空虚了，又一条纽带断了！……什么时候我才能独自跑到那遥远的地方，凭吊他的坟墓——它埋葬着这么丰富的力量和生命，这么远大的前途，这么多的爱和思想——就像我曾站在另一个他不完全陌生的人44的墓前一样！
我要在那里为他念这些忧郁的、和解的诗句，它们对我是如此亲切，我要求把它们呈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