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5/7页）
天平放到了空虚的祭坛上。这将成为人类新的考地安岔道60。
他所向往的正义甚至没有柏拉图共和国那种人为的和谐，没有情欲和牺牲的优美平衡。这位高卢政论家没有从“虚无主义的、轻松活泼的希腊”吸取任何东西，却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把一切个人感情踹在脚下，不想为它们寻找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协调的途径。在他眼中，“自由的”个人便是永不停息的守卫者和工作者，他承担着劳务，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死亡来临才服役期满；他必须扼杀一切个人的情欲，一切责任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意义、他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他只是正义的工具，他像圣母马利亚一样，注定要怀着他的思想走过苦难的历程，为了拯救国家，把它在世上付诸实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正义的主要摇篮，它注定要从事永恒的、无休无止的劳动；它必须成为清除个人要求的祭台，情欲在这里毫无容身之地。作为现代工场组成部分的严峻的罗马式家庭，便是蒲鲁东的理想。基督教使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它看重马利亚，轻视马大，61看重梦幻者，轻视主妇，一个女人由于沉湎在爱情中，犯了过错，它便宽恕她，向忏悔的她伸出手去；但在蒲鲁东的家庭中，爱情是没有地位的。不仅如此，基督教还把个人看得比家庭关系重要得多。它对儿子说道：“抛弃你的父母，跟我走吧”，但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体现正义，应该把这个儿子重新放在毫无保留的父权的管束下——儿子在父亲面前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选择妻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必须接受奴役的锤炼，以便将来成为自己的孩子们的主宰者，生养这些孩子是他的义务，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不是出于爱情。在这样的家庭中，结婚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样冷淡；婚姻本身便是对爱情的胜利，在主妇-妻子和劳动者-丈夫之间，爱情越少越好。黑格尔右派这些古老而陈旧的怪论，在蒲鲁东的笔下再一次出现了！
感情被驱逐了，一切停滞不动，没有色彩，只剩了现代无产者枯燥乏味、固定不变、没有出路的劳动——古罗马的贵族家庭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它至少不必承担这种劳动；教堂的诗意，信仰的痴语，对天堂的向往，一切都不见了，按照蒲鲁东的信念，这时人们连诗歌也“不想写了”，然而劳动却“扩大了”。为了个性的自由，行动的自主，为了独立的人格，可以牺牲宗教的催眠曲，然而为了体现正义的思想，却可以牺牲这一切——这是何等荒谬！
人的命运就是劳动，他必须劳动到最后一息，然后儿子从父亲冰冷的手指中接过刨子或铁锤，继承这永恒的劳动。嗯，如果在儿子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放下凿子，问道：
“然而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劳动，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正义的胜利。”蒲鲁东这么对他说。
可是新的该隐62回答道：
“那么是什么人规定我要为正义的胜利如此劳动呢？”
“怎么什么人？难道你的全部使命，你的整个生活，不就是为了体现正义吗？”
“那么这目的又是谁规定的呢？”该隐便说。“这太古老了，没有上帝，还要奉行他的戒条！正义不是我的使命，劳动也不是我的义务，只是由于必要；对于我，家庭根本不是终生的桎梏，只是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你们要我安于奴役地位，可我要反抗你们，反抗你们这杆天平，正如你们一生都在反抗资本、刺刀和教会，也像法国所有的革命家反抗封建主义和天主教传统一样。难道你们以为，在攻占巴士底狱以后，在恐怖时代以后，在战争与饥饿之后，在有产者的国王和有产阶级的共和国之后63，我还会相信你们，只因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老傻瓜们世世代代争吵不已，罗密欧便无权爱朱丽叶，哪怕我到了三十岁或四十岁，仍不能不经父亲同意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而一个不忠实的女人必须受到惩罚和侮辱？你们把我当作了什么人，认为我会接受你们这些教条？”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辩证观念出发，除了支持该隐，还得补充一句：蒲鲁东关于目的的整个观念全是无稽之谈。目的论，这也是神学；这是二月革命——就是说这仍是那个七月王朝，只是少了一个路易-菲力普而已。这种预定的目的论与天命观念有什么不同？64
蒲鲁东在解放个性超过最后限度时，感到害怕了，他望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为了使这些苦役犯人，这些假释出狱的人不致闯祸，又把他们关进了罗马家庭的牢笼中。
修整一新的中庭65敞开了大门，在那里看不到拉瑞斯和珀那忒斯66，但也不是无政府的世界，不是推翻了权力和国家的地方，它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和集权制度，家庭关系的准则，财产的继承和剥夺继承权的惩罚；随着它们，一切古罗马的罪恶便睁着雕像般死气沉沉的眼睛，从每一条隙缝中窥伺着。
古老的家庭自然会带来古老的祖国的一切观念，包括那狂热的爱国精神，那残忍的道德准则，它们使人们流的血比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使人们流的血更多出十倍。
人成为家庭的奴隶，于是也成了土地的奴隶。他的行动有一定的范围，他的根基深入到自己的地面下，只有在这里他才是现在的他。蒲鲁东说：“住在俄国的法国人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于是不再有移民区，不再有海外商站，每人都住在自己的家乡……
奥伦治亲王威廉67在恐怖年代说道：“荷兰不会灭亡，它可以上船，航行到亚洲，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堤坝。”这样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英国人也是这样，他们一旦受到压迫，便向海外发展，在那儿建立年轻的、更自由的英国。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或者他们缺乏民族感情。英国人向各地移民，分布到了半个世界，与此同时，丧失活力的法国却丢掉了一些海外领地，对另一些也不知怎么办。它也不需要它们，法国心满意足，越来越依附于自己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只想躺在主人的怀抱中。在这样的国家能得到什么样的独立呢？
从另一方面说，怎么能抛弃法国，那美好的法国？“难道它现在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难道它的语言不是最好的语言，它的文学不是最好的文学，难道它的音节诗不比古希腊的六音节诗更悦耳吗？”何况它的世界性天才掌握了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思想和创造：“莎士比亚和康德，歌德和黑格尔——难道没有都成为法国的财富吗？”非但如此，蒲鲁东忘记提到，它还对他们作了补充和修饰，正如地主把农民带上宫廷时总得给他们打扮一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