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1/17页）

“您怎么啦？”我说，“为什么这么匆忙？”

“为什么？您自己看到，我的妻子跟您，跟您的朋友们相处不好，我已经决定了……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过了一天他们便走了。

后来我也离开了尼斯。路过热那亚时，我见到他们彼此很客气。在我们的朋友（其中有梅迪契、皮扎卡尼、科森兹、莫尔蒂尼等）面前她表现得比较平静，比较正常。尽管这样，她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用最恶毒的方式挖苦我。我走了，没说什么，这没有用。甚至在我到了卢加诺以后她仍要借一些小事奚落我，有时还把这作为附言写进她丈夫的信中，仿佛这是得到他“认可”的。

那时我正被痛苦和忧郁压得喘不出气，她那些刺人的话终于惹得我忍不住了。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在一段恶毒的附言中她说，恩格尔松全心全意对待朋友，却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会为他做，这是他自作自受。于是我写信给恩格尔松，希望彼此不要再这么纠缠不清。

我写道：“我不明白，您的妻子对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如果是因为我不肯把孩子交给她，那么她是毫无道理的。”我提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对他说：“我们知道萨图恩吞食自己的孩子，但从未听说，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同情，应该以牺牲孩子的教育作为报答。”

为了这句不客气的话，她不肯宽恕我，但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也不肯宽恕我，尽管起先他什么也没表示……直到几年之后才用这些话来指责我……

我去了伦敦，恩格尔松在日内瓦度过冬季，然后迁居到了巴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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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谚语说：“谁没在海上航行过，他就不会向上帝祷告”，这不妨改动一下：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就不会知道什么叫无私的奉献，这尤其适用于已出嫁的妇女。没有孩子几乎总会使她们产生一种粗俗的自私观念，当然，这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公益问题无意之间挽救了她的话。老处女哪怕头发白了仍有所向往，这使她感到宽慰，她依然在寻找，在希望。但没有孩子、又有丈夫的女人已顺利地进入港口，起先出自本能，她会为没有孩子感到忧伤，习惯以后才能愉快地过日子，但如果做不到，便只得在自己的痛苦中，或者别人的不满中，别人（例如使女）的同情中打发日子。生孩子才能挽救她。孩子能使母亲学会牺牲，放弃自由，不再把时间完全消耗在自己身上，不再企求任何外来的报答、承认和感谢。母亲和孩子不是利害关系，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除了他身体健康，吃得好，睡得好，只希望看到他的笑容。孩子不能使母亲走出家庭，却可以使她成为一个公民。

但是没有孩子的女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尤其是出于必须要养育别人的孩子时，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也许会给他穿衣，逗他玩乐，但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她会宠爱他，但只能按照她的方式，越出这个范围，他便不能从那颗僵硬的或者发胖的心中引起任何反应。总之，孩子可以期望得到一切宠爱和抚慰，但它们仅仅与给予狮子狗或金丝雀的一样，别无其他。

我们的一个熟朋友有个女儿61，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生的。为了便于母亲出嫁，人们趁父亲不在带走孩子，藏了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女儿找到了，但父亲这时已被驱逐出法国，不能为她前来巴黎，而且他也没有这笔钱。他不知道把她怎么办，便要求恩格尔松先暂时收养她。恩格尔松答应了，但不久又反悔。女孩子很淘气——从她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这一点看，还可能相当淘气；尽管这样，这终究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恩格尔松的人道观念也使他不可能为了淘气责骂一个女孩子。何况问题不在于淘气，也不在于她妨碍了他，主要是她妨碍了她，那位从来什么也不干的夫人。恩格尔松写信给我，大骂那个孩子！

除了其他，恩格尔松提到她的父亲还这么说：“霍耶茨基本来与您一样，认为我的妻子不配抚养您的孩子，现在却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她，这不奇怪吗？”

恩格尔松知道得很清楚，孩子的父亲不是挑选他的妻子做养育者，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不得不求她帮助。我认为他的话太粗鲁，太不近情理，因此很生气。我看不惯这种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口出狂言、无所顾忌的作风！那样恶毒的话，任何人发怒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但不会出现在他的嘴上，现在却由恩格尔松这样的人满不在乎、得意扬扬地讲了出来，借以发泄自己小小的不满。

恩格尔松在信上怒气冲冲，毫不留情，竟然殃及了泰西埃和其他朋友，甚至他非常敬重的蒲鲁东也遭到了他的非议。在恩格尔松的信寄到时，我还收到了泰西埃寄自巴黎的信，他对恩格尔松的“愤怒和淘气”作了友好的调笑，没有料到那位先生怎么讲他。我一向深恶痛绝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恩格尔松，向他指出，这么咒骂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朋友是可耻的，他们尽管有各种缺点，但还是善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最后我说，为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淘气行为唉声叹气，夸大其词，以至怒不可遏，实在大可不必。

这就够了。我的热烈崇拜者，曾经热情洋溢地吻过我的手的朋友，一直要与我分担各种忧患，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我的人……这个曾经靠他的自白和我的不幸与我牢牢拴在一起，曾经作为这些不幸的见证人与我并排走在灵枢后面的人，现在却忘记了一切。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冒犯……他需要报复，于是他便报复了。过了四天，我收到了他下面这封回信：

“听说您决定到这儿来。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健康似乎正在好转（至少上个星期她精神好些了，能够起床五六分钟，胃口也好一些了）。您要我交代泰西埃的事，我只能说，将军62要他准备的那些东西不在泰那里，他把它们放在日内瓦福格特处了；泰夫人还说，您毫无音信，这是‘不礼貌’的，又说，跟您通信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

“总之，在您来以前，我本可以不必写信给您，但是我想到，沉默常常会被当作同意的表示。我不希望您对我产生或保持误解——我不同意您在上一次（1月28日）信中所讲的话。

“您是这么说的：‘好吧，您说，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为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孩子，这么唉声叹气，呼天抢地，您不妨想想，这何苦呢，值得吗？这没有什么新奇！您认识、也见过不少人。现在我对人一天天变得迁就了，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