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8/8页）

23 伦敦的刽子手。

24 在赫尔岑家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

25 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鲁神父发表了《杀人犯巴泰勒米》一文：《泰晤士报》编辑先生：我刚读过今天的贵报，它记载了不幸的巴泰勒米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不少细节，指出许多奇怪的错误。但是，编辑先生，您明白，我作为天主教的神父和罪犯的忏悔师，在这些事上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不再触及报上就这位不幸者的最后时刻所登载的一切（我也确实曾拒绝回答各种倾向的报纸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不能对涉及我的指责保持沉默，这种指责是通过可怜的犯人的嘴巧妙地表达的，仿佛他说过，我“相当有教养，没有用宗教问题去麻烦他”。我不知道，巴泰勒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对他的头三次访问，那么他讲的是实情。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因此我不想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前，一开始就跟他讨论宗教问题，否则我势必与在我以前拜访过他的每一位天主教神父遭到同一命运，他会不想再见到我。但是从第四次访问开始，宗教已成了我们经常谈论的题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愿意指出我们之间一次生动的谈话，这是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的，它涉及永罚问题，这是我们的教理，或者不如说，也是他的教理，一个经常使他苦恼的问题。他与伏尔泰一样，不愿相信“那位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赐予了那么多恩惠的上帝，会在这些日子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受到永罚的痛苦”。我还可以引用一些话，这是他在走上绞刑架前一刻钟向我提出的，但是由于这些话除了我自己的叙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明，我宁可引用下面这封信，那是在他就刑的当天早上六时，也就是根据您的记者的话，他正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写的：“亲爱的神父先生：在我的心停止跳动以前，我觉得必须向您表示感谢，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中，您出于福音的仁慈精神，给予了我温情的关怀。如果我的转变是可能的，那么这完全应归功于您；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不相信！’请您相信，我的不相信完全不是出于骄傲所造成的对抗的结果；我根据您的仁慈的劝导，真心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不幸，信心始终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而命中注定的时刻却已迫在眉睫……再过两小时，我就可以了解死亡的秘密了。如果我错了，如果等待着我的未来可以证明您是对的，那么，尽管有这人间的审问，我不怕站在上帝面前，他以他无限的仁慈当然会宽恕我在这世上所犯的罪孽。“是的，我希望分享您的信仰，因为我明白，在宗教中找到避难所的人，临终之时，能从对来世的憧憬中汲取力量，可是像我这样只相信永恒的消亡的人，到了最后的时刻，只能从哲学思考（它也可能是虚假的）和人的勇气中汲取力量。“再一次感谢您，再见！埃·巴泰勒米1855年1月22日晨6时于新门监狱“又，请您向克利福德先生转达我对他的感谢。”对这封信，我还得讲几句话：可怜的巴泰勒米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不如说，是想欺骗我，他讲的那几句话只是向人的骄傲情绪所作的最后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信再迟一小时写，这些话就不致出现了。不，巴泰勒米不是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死去的，他委托我在他死的时候宣布，他宽恕了他的一切敌人，还要求我待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说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站在绞刑架的最下面一级上，那么当局是明白这原因的。归根结底，我按照宗教精神履行了我不幸的同胞的最后意志。他与我诀别的时候向我露出的表情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无异是说：“请您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我全心全意地为他热烈祈祷，希望那个宣称他出生时是天主教徒，死时也希望是天主教徒的人，真的在最后的时刻体验到了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悔改心情，这悔改将净化他的灵魂，为他打开通往永生的大门。编辑先生，请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鲁神父1月24日于卡多根教堂——作者注按：鲁神父即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法国神父，这封信发表于1855年1月25日的《泰晤士报》。信中提到的克利福德先生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26 杜莎夫人（1761—1851），原为法国人，后定居英国，创办了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陈列馆，其中有一个馆专门陈列江洋大盗和犯罪的蜡像，据说有的是根据死人面模复制的，形态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