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6页)

其实,当时描写美国乡村小镇生活的题材,也是屡见不鲜的。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在1919年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名叫《小城畸人》(Winesburg,Ohio);诗人马斯特尔斯于1914年写过一部名叫《斯庞河诗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也译作《匙河诗集》);当然,更早一些还可以回溯到赫姆林·加兰描写中西部农村的小说以及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安德森以新现实主义笔法,描摹了温士堡小镇上一些“小人物”的孤独、绝望、徘徊、幻想和困惑的思想情绪,令人感到,温士堡仿佛把这些小市民容纳在一起,就像斯庞河畔墓园把死人容纳在一起一样,因此《小城畸人》写得还是相当成功的。路易斯创作的《大街》,是和上述美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一脉相承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发展。正如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世界,他写的虽然也是乡村小镇生活,但实际上泛指整个美国,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背景十分广阔,似乎要比安德森、马斯特尔斯的作品更加寓意深长。这一点作者在《大街》题词中写得十分明确:

这是一个坐落在盛产麦黍的原野上,掩映在牛奶房和小树丛中,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这就是美国。

我们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名叫‘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但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延长。

换句话说,路易斯讽刺之笔描写的对象,就是整个美国社会,他在小说里淋漓尽致刻画的戈镇小市民的种种丑态,也就是美国各地城镇大街都有的陋风恶习。正如作者在《大街》中所写:“小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缺乏灵感的,人们的举止言谈,无不呆滞迟钝……这是一种满足的情绪……就是垂危之际的死者蔑视自强不息的生者那种满足的情绪。他们却把这种消极态度推崇为唯一美德……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像笃信上帝一般崇拜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脑子里则是空空如也,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的音乐,嘴巴里赞美着‘福特’牌汽车的机械性能,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民族。”

显而易见,路易斯写的《大街》富有十分明确的思想性,是讽刺文学的杰作。它不仅在19世纪20年代初能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对于那些精神空虚、灵魂鄙俗、一味醉心于物质享受的人来说,也同样值得深思。看来这也成为独具慧眼的大作家大显身手的主题。难怪美国著名评论家、哈佛大学丹尼尔·亚伦教授深中肯綮地说:“路易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才能:他善于选择使大众着魔的主题或题材。”与此同时,路易斯特别擅长刻画人物性格,文笔清新细腻、生动逼真,富于强烈的现实感和浓厚的人情味,这些艺术特色在《大街》中都得到了充分表现。在作者的笔下,主人公卡萝尔是一个美丽活泼而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城市姑娘,出身法官家庭,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乡村医生肯尼科特,来到生活富裕、但气氛沉闷的戈镇。她不甘心在闲适中虚掷青春,立志要改造大草原上的小乡镇。她只是主张读些诗歌作品,上演萧伯纳的剧本,办好公共图书馆,另建市政厅大会堂,来改善戈镇文化生活,但是连这些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戈镇以愚民市侩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所不容。卡萝尔被视为“异端者”,他们不惜采用暗中监视、造谣中伤等种种卑劣手段,使她感到惊恐万状。虽然她参加了戈镇上流社会妇女们的芳华俱乐部、妇女读书会,跟这些附庸风雅的女人们应酬交际,尽量搞好关系,还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寻求同情、支持,甚至对幻想当艺术家的瑞典小裁缝埃里克寄予厚望,彼此谈得情投意合,因而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在保守势力的重重包围下,她依然感到孤单、迷惘、苦闷、绝望,以至于愤然出走,到华盛顿去独自谋生。在那里她眼界大为开阔,找到了症结所在,认识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个别的几个人,而是那些陈规旧俗”,利用那些冠冕堂皇和虚伪透顶的“上流社会”、“教会”、“政党”、“优越的白种人”等名义,使其“专制统治暗中得以实现”。大约两年以后,她还是回到了自己丈夫身边,矢志不渝,豪情满怀,瞩望公元2000年伟大的未来:全世界的工人将要联合起来,人类的飞船正在飞向火星。虽然故事到此结束,但卡萝尔深切同情的那些深受戈镇之害的无辜者的形象,以及卡萝尔眼中所见的往来于大街的形形色色的愚民市侩群像,却如走马灯似的在读者脑际萦绕不去。

如果说卡萝尔是一个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幻想家,那么,她的丈夫肯尼科特作为她的对立面,则是以一个脚踏实地、热爱工作的实干家的形象出现的。他半工半读念完大学医科,回乡做了开业医生;他医术相当精湛,热爱本乡本土,跟镇上其他医生的作风截然不同;他对待病人不分贫富,一视同仁,而且不管刮风下雪、深更半夜,他都能任劳任怨,下乡出诊,因而深受当地庄稼人欢迎。路易斯通过百万富翁布雷斯纳汉之口说:美国人对乡下开业医生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充分肯定过”。美国的那些“第一流的医学专家”“整天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早把病人忘得一干二净了”,“真正保障人民大众身心健康的,还是像肯尼科特那样的乡下医生”。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好几次他为了抢救病人,因陋就简在农家灶披间给病人做阑尾炎切除手术,这些精彩的描写,确实感人至深。作者显然倾注了满腔热情,用了大量笔墨写他酷爱打猎、开汽车等个人癖好,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其中写到他热衷于做地产生意,举止言谈相当粗俗等,看来都是他沾染上“乡村病毒”亦即市侩习气的一种反映。但作者用更多的篇幅写了肯尼科特的淳朴敦厚、宽宏大量,写了他始终热爱自己的妻子,充分展示出他那颗纯洁善良的心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路易斯还善于选择最富有典型性概括性的情节、动作、对话,用极其明快洗练的语言,勾画出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有一些人物形象,作者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就画龙点睛、传神入妙,使之跃然纸上。比如,萨姆·克拉克是戈镇新兴的中产阶级代表,五金店老板,有名的好猎手,与肯尼科特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他性格豪爽开朗,但举止谈吐极其粗俗,是作者心目中那种胸无点墨的市侩典型。卡萝尔历来讲究文雅风度,见面时萨姆一谈到天气好不好,她就大谈特谈歌德与诗歌艺术,故意刁难他,吓得他不敢再登门,难怪肯尼科特抱怨妻子把他所有的朋友“全给赶跑了”。路易斯只用寥寥几笔,就把萨姆的怪癖勾勒出来,在读者眼前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一个“大老粗”的人物形象:“平日里他最喜欢把他的两条腿高高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解开坎肩的扣子,敞着胸脯,给我讲一段叫人发笑的逸闻,要不就逗着我开玩笑,可现在呢,在你面前,他样样都不敢啦,他只是坐在椅子的边儿上,别的事都不敢提了,就拼命谈政治长、政治短,甚至连咒骂几句也不敢了。你知道,平日里萨姆要是不咒骂一阵子,就好像浑身不舒服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