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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发出同样嘀嗒声的挂钟，即使我们没有每时每刻发现它的声响，依然会让我们感到家、家具、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我们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给予我们安宁。挂钟这个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功能，以及提醒当下和我们与别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功能，八年里，也成为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之间时常爆发的一场冷战的话题。内希贝姑妈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发现挂钟重新工作时会说：“又是谁为了半夜不让我们睡觉给它上了发条！”塔勒克先生在1979年12月，一个刮风的夜晚说：“如果它不走，会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他补充道：“它在以前那个家里也一直敲的。”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先生，你还没习惯楚库尔主麻的这个家吗？”她说这话时，会带着一种更加慈祥的微笑。（有时她会叫丈夫“塔勒克先生”。）

夫妻之间持续多年的这种温和的讽刺、拌嘴、见机反驳，会因为我们在出乎意料的一个时刻发现挂钟的嘀嗒声，或是听到重新敲响的钟声而变得激烈起来。内希贝姑妈会说：“塔勒克先生，你成心想让我也失眠才又给它上了发条吧。芙颂，亲爱的，去让它停下来。”不管上了多少发条，只要用手挡一下钟摆，挂钟就会停下来，但芙颂会先笑着看看父亲，塔勒克先生有时会使出一个“好吧，你去让它停下来！”的眼神，有时则会固执地说：“我没碰过它。是它自己走起来的，别管它，让它自己停下来。”当看见有些邻居或是不常来的孩子们对这些神秘的对话感到诧异时，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就会用双关语开始争论。内希贝姑妈说：“魔鬼们又让我们的钟走起来了。”塔勒克先生会皱起眉头，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千万别去碰它，会撞到鬼的。里面有魔鬼。”“我们对魔鬼的嘀嗒声无所谓，只希望它别像喝醉了的敲钟人敲出的钟声那样让人头痛。”塔勒克先生会说：“不会的，不会的，反正你忘了时间倒可以更安逸。”在这里，“时间”指的是“现代世界”，“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时间”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东西，而我们听着挂钟不断发出的嘀嗒声，却在试图远离这个变化。

凯斯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知道时间求助的基本工具，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里的收音机那样，是那台一直开着的电视机。那些年在广播节目的中间，音乐、辩论、数学课，不管是什么节目，想知道时间的人们，都会在整点和半点听到轻轻的一声“噔”。而这样的一个标记在我们晚上看的电视上就没必要了，因为多数时候，人们为了知道电视上在放什么节目才会去好奇是几点钟。

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的一块手表。在八年时间里，我看见塔勒克先生用过很多块怀表。芙颂和塔勒克先生为了调整时间，或是再一次确认表是否准时，每天都会看一次他们的表。每晚七点，惟一的电视频道TRT播放新闻的前一分钟，屏幕上都会出现大大的一个钟表，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钟表来对时间的。芙颂总是坐在餐桌上，看着屏幕上的大钟，皱起眉头，用舌头舔着嘴角，孩子般认真地模仿着她父亲对表。而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芙颂在我头几次的造访里就发现了我的这个兴致。她知道自己对表时，我会用痴情的目光看着她，所以对好表她就会冲我笑一笑。那时我就会问她：“你调准了吗？”她则会带着更甜美的微笑对我说：“是的，调准了！”

就像在这八年里我慢慢明白的那样，每天晚上我去凯斯金他们家，不仅是为了看见芙颂，还为了在她生活、呼吸的那个世界里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时间之外”的世界。当塔勒克先生对妻子说“你把时间忘了吧”，指的就是这个。我希望好奇的博物馆参观者，看着凯斯金他们家里的所有旧家具，坏掉了、生锈的、多少年来一直停在那里的闹钟，还有手表时，能够发现这“时间之外”的怪异，或者这些东西在它们之间组成的特殊时间。这特殊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年我在芙颂他们家呼吸到的灵魂。

在这特殊灵魂的外面，有一个我们从广播、电视、祈祷的召唤里知道的外面的“时间”。我会觉得，打听时间，就意味着安排我们和外面那个世界的关系。

在我看来，芙颂之所以要去对表，不是因为她在过一种需要分秒不差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必须赶着去上班或是赴约，就像她退休的父亲那样，只是仿佛出于她对从安卡拉，国家专门为她传来的一种信号表示的尊重。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钟表的眼神，和我们在电视节目结束时看着屏幕上伴随着《独立进行曲》28出现的国旗的眼神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角落，在开始吃晚饭时，或在关掉电视、结束一天的生活时，感到正在和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上百万个家庭的存在，感到称之为大众的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渺小。当看到这些国家的时钟（广播里不时会报时）、国旗以及和阿塔图尔克有关的节目时，我们也会感到，家里那杂乱无章的生活是在国家官方形式之外的。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对那些被他叫做“现在”的一个个的时刻和时间作了区分。一个接一个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原子一样是一些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时间，则是将这些不可分割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直线。即便有塔勒克先生“忘了吧”的忠告，也不管我们有多努力，除了那些傻瓜和失意的人，谁都不能完全忘记时间，那将许许多多的现在连在一起的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做的那样，人们只能努力去争取幸福，努力去忘记时间。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在他们家度过的八年时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看到了这些。对我的这些观察报以冷笑的读者，请你们不要把忘记时间和忘记钟点、日期混为一谈。钟点和日期，不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被遗忘的时间，而是为了安排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安排整个社会而被设立的，也是这么被使用的。每天晚上，新闻前，当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白色钟表时，我们想起的不是时间，而是其他的家庭、其他的人、我们和他们的约会以及安排这件事情的钟点。看着电视上的钟表，芙颂的脸上会露出幸福的微笑，这微笑不是因为她想起了时间，而是因为她的手表分秒不差，或是因为她“准确”地调好了时间，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在痴情地看着她。

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个的时刻连在一起的直线，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像那条把时刻，或是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那样，把那些携带着时刻的物件连在一起的直线，会让我们伤心，因为我们会想起直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死亡，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痛苦地认识到那条直线的本身——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然而被我们称之为“现在”的那些时刻，就像在我开始去楚库尔主麻吃晚饭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因为芙颂的一个微笑，有时能够给予足够我们享用一个世纪的幸福。还在一开始，我就明白，自己是为了得到足够我享用余生的幸福才去凯斯金他们家的，为了珍藏这些幸福的时刻，我从他们家拿走了芙颂触摸过的大大小小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