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通姆巴拉游戏（第2/4页）

离开我们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亲为赢得通姆巴拉游戏的人准备的奖品。到凯斯金家之后，我快步跑上楼梯，一进门——当然像往常一样，在我感受到和芙颂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后——就从塑料袋里拿出了母亲的奖品，一边高兴地说“这是通姆巴拉游戏获胜者的奖品”，一边把它们码在了餐桌的边上。就像母亲从我们儿时起在除夕夜里做的那样，内希贝姑妈也准备了很多小奖品。我们把她准备的奖品和母亲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那么开心，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奖品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奖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们不可改变的习惯。

我在这里展出我们在八个除夕夜里玩过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们家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时间里，母亲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样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让我、哥哥和堂兄弟们，后来又让她的孙子们开心的。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在游戏结束，奖品散发完，孩子、邻居们开始打哈欠，打瞌睡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会把从天鹅绒袋子里一块块抽出来的数字块（90块）数一遍，把写着数字的纸牌用蝴蝶结捆成一摞，把我们用来遮住纸牌上数字的干扁豆放进袋子里，然后把布袋收起来等待第二年的除夕。

现在，多年以后，当我忙着用全部的真诚，将一切一一展现出来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时，我感到，我们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触及了那些神奇、怪异年份的灵魂。通姆巴拉作为一种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游戏，就像很多除夕夜的仪式和习惯那样，在阿塔图尔克实行年历改革后，通过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短时间里成为很多家庭除夕夜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纸会在年底向读者赠送用廉价硬纸板做的、塑料数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通姆巴拉手，他们手拿一个黑布袋，用走私美国烟或是威士忌作为奖品来引诱路人。大街上的这些通姆巴拉手，会用一种可以被称做“迷你通姆巴拉”的游戏和一个其中有诈的布袋，把大街上随时准备试试运气的人们的钱骗到手里。通姆巴拉这个单词，带着“抽签和试运气”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颂他们家四五次的时候进入土耳其语的。

我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创始人的兴奋，用能够像物件的故事那样来讲述我的故事的激情，从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各种奖品里精心挑选出了一些样品。

内希贝姑妈每年一定会在奖品里放上一块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亲也那么做。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专属于小女孩的一种快乐，但我们成年人也会在那夜像孩子一样快乐”。儿时在我们家，除夕夜里如果一个年长的客人得到了一件为孩子买的礼物，那他（她）一定会说：“啊，我正需要这样的一块手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完这话后，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说了一句双关语那样，会互相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看到这些动作，我会觉得大人们是带着一种玩笑的态度来玩通姆巴拉的，我会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后，1982年除夕夜，当我在凯斯金家第一个把纸牌上的第一行数字全部对上，像个孩子一样大叫“沁可”时，内希贝姑妈边说“恭喜，恭喜，凯末尔先生”，边给了我这块手帕。就是在那时，我说道：“我正需要一块这样的手帕！”

内希贝姑妈极为严肃地说：“这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一块手帕。”

那时，那个夜晚，我明白在凯斯金家，就像邻居的孩子们那样，我是用自己全部的纯真来玩通姆巴拉的。无论是在芙颂、内希贝姑妈，还是在塔勒克先生的身上多少都有一种玩笑的态度，有一种模糊的“假装那么做”的样子，但我始终是真诚的。看见我现在不时用一种接近调侃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爱情故事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请记住，我是带着全部的真诚去经历那些时刻的，任何时候我都是善意的。

母亲每年会把几双童袜放进奖品里，这让我们感觉奖品是一些家里本该买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减少了奖品的奖励性，但同时，即便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会让我们像对待珍贵的东西那样去看待我们的袜子、手帕、核桃夹子，或是在阿拉丁小店里买来的一把便宜的梳子。但在凯斯金家，所有人，甚至是孩子，游戏结束时，不会因为袜子，而是因为赢了游戏而开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像这袜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物件不是属于每个个人的，而仿佛是属于整个家和家庭的，但这也不完全对，因为我会不断感到，楼上有芙颂和她丈夫分享的一个房间，一个柜子，有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会经常带着幻想和痛苦去想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和芙颂的衣服。但在除夕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我们才玩通姆巴拉的。有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会感到，我们看电视也是为了感受（我们在玩通姆巴拉时感受到的）那种纯真的情感。

玩通姆巴拉时，或是在平常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安宁地看着电视时，当我把凯斯金家里的一个物件（比如多年后达到一个可观数字的、带着芙颂手上味道的勺子）装进口袋时，内心里那种稚气单纯的情感会消失一段时间，那时我会感到一种自由，我明白自己将可以随时起身离开那里。

1980年的除夕夜，我把在订婚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上，自己和芙颂一起喝威士忌的古董杯子（我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留下的纪念品），作为一个制造惊喜的奖品拿去了他们家。1979年以后，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再给他们带去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因为就像我对芙颂的爱情那样，这成为了一件不言而喻被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笔、袜子、肥皂那样的小礼物中间出现一个只有在拉斐·珀尔塔卡尔的古玩店里买到的贵重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让我伤心的是，当塔勒克先生赢了通姆巴拉，内希贝姑妈拿出奖品时，芙颂竟然没发现这个带着我们爱情最悲伤日子印记的杯子。还是她想起来了，但因为气我的鲁莽（费利敦和我们一起过了那个除夕夜）而假装不知道呢？

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只要塔勒克先生喝拉克酒时拿起那个杯子，我就想去回忆和芙颂最后一次做爱时的幸福，但就像不能去想一个被禁问题的孩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和塔勒克先生坐在一起时，我当然是不能那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