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在安宁饭店度过的海峡夜晚(第2/3页)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亲近,而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却从来不能这样。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后我们将能够成为一对和谐、幸福的夫妻,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我们很般配”。甚至我俩都会在心里感到这一点。我十分幸福地记得,当我们愉快地谈天说地时,因为她说“你想尝尝吗?”,我用自己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一个黝黑的小肉丸,还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励下,我用叉子从她的盘子边上叉起几颗橄榄扔进了自己的嘴里,我在这里展出那些橄榄核。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侧着身子和旁边桌上一对像我们的情侣(男人三十多岁、棕色头发,女孩二十岁,白皮肤,黑头发)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夜里临走前,我碰上了从宝石夜总会出来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我们站在路边没提及任何老朋友,认真地讨论了一番“在夜里这个钟点,海峡边开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别时,我远远地指着正在上车的芙颂和她父母说,我带亲戚来玩海峡了。我想告诉日后去我博物馆的参观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只有少量的私人轿车,从美国或是欧洲买来轿车的富人们,常常会开车带熟人、亲戚们出去逛街。(儿时我经常听到母亲问父亲:“萨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们坐车出去玩玩,你去吗?还是我和切廷——母亲有时也会说‘和司机’——带他们出去玩?”父亲则回答道:“行了,你带他们出去吧,我很忙。”)
回家的路上,我们会一起在车里唱歌。每次唱歌都是塔勒克先生开的头。一开始,他会哼着去回想一首老曲子和歌词,随后他会让我们打开收音机去找一首老歌,或者当我们还在寻找时,他就开始唱一首刚才从宝石夜总会听到的老歌。有时我们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外国的奇怪语言,我们会瞬间安静下来。那时,塔勒克先生会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莫斯科电台”。热身阶段过后,塔勒克先生会先开个头,然后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加入其中。在车里,听着由老歌组成的一个音乐会,在海峡路边高大的枫树和黑暗的树阴下回家时,我会在前座上朝他们转过身,努力跟着他们唱居尔泰金·切奇的《老朋友》,尽管我因为不知道全部的歌词而害羞。
无论是在车里一起唱歌,还是在海峡的饭店里有说有笑地吃饭,其实我们当中最开心的是芙颂。尽管如此,能够出门的那些夜晚,芙颂还是喜欢和佩鲁尔酒吧里的电影人待在一起。因此,为了一起去海峡吃饭,我会先去说服内希贝姑妈,因为内希贝姑妈从不愿意放过让芙颂和我待在一起的机会。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劝说费利敦。因此,有天晚上,我们把费利敦无法离开的摄像朋友雅尼也带去了海峡。费利敦利用柠檬电影公司的条件在和雅尼一起拍广告片,我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赞成他们去挣钱。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费利敦挣了钱,带着妻子离开丈母娘和老丈人搬出去住,我还怎么能够见到芙颂。我害羞地感到,有时我也是为此想和费利敦友好相处的。
那天晚上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没去,所以在塔拉卜雅既没听从旁边的夜总会里传来的歌声,也没能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芙颂坐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说电影界里的传闻。
因为那天夜里我不开心了,所以在另外一个晚上,当我和费利敦还有芙颂从佩鲁尔酒吧出来时,我对费利敦另外一个想和我们一起去的朋友说,车上没位子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接芙颂的父母去海峡。大概我说话时有点粗暴,因为我看见那个宽脑门的人惊讶甚至是愤怒地瞪大了深绿色的眼睛,但我没在意。随后,我们去楚库尔主麻,在芙颂的协助下,骗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去了塔拉卜雅的安宁饭店。
我记得,坐下开始喝酒后不久,我感到了不安,从芙颂那拘束、紧张的神态里,瞬间我想到自己没能从流淌的夜色里得到乐趣。为了能够找到让我们开心的通姆巴拉手和卖新鲜核桃的小贩,我转身朝后面看了一眼,我在两张桌子的后面,看见了有同样一对深绿色眼睛的男人。他和一个朋友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看着我们喝酒。费利敦发现我看见了他们。
我说:“你的朋友坐上车,跟来了。”
费利敦说:“塔希尔·汤不是我的朋友。”
“离开佩鲁尔时,在门口想跟我们一起来的人不是他吗?”
“是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在国产的摄影小说,还有暴力、武打片里扮演角色。我不喜欢他。”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坐在费利敦身边的芙颂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变得紧张起来。塔勒克先生在听音乐,但内希贝姑妈也在听我们讲话。没过多久,我从芙颂和费利敦的眼神里明白,那人在朝我们走来,我转过身去。
“对不起,凯末尔先生,”塔希尔·汤对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打扰你们。我想和芙颂的父母谈谈。”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在一场军官的婚礼上邀请一个喜欢的女孩跳舞之前,征得女孩父母同意的文雅、英俊小伙子的表情,就像报纸上那些关于礼仪和礼貌专栏上写的那样。
他靠近塔勒克先生说:“对不起,先生,我想和您说件事。芙颂的电影……”
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这人在跟你说话呢。”
“我也跟您说。您是芙颂的母亲吧?您是她的父亲。你们听说了吗?土耳其电影界的两位重要制片人穆扎菲尔先生和梦想·哈亚提先生,邀请你们的女儿出演重要角色。但听说因为电影里有接吻的镜头,你们拒绝了邀请。”
费利敦冷静地说:“没这回事。”
像往常一样,塔拉卜雅的噪音很大。塔勒克先生要么是真没听见,要么就是装做没听见,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土耳其父亲所做的那样。
塔希尔·汤用一种流氓的语气说:“什么没这回事?”
我们全都明白,他喝多了,想挑事。
“塔希尔先生,”费利敦小心翼翼地说。“今晚我们一家人来这里坐坐,我们压根不想说电影的事情。”
“但我想说……芙颂女士,您为什么要害怕?您快告诉他们,您想演电影。”
芙颂逃避了他的目光。她在镇定地抽着烟。我站了起来。费利敦也同时站了起来。我们和那人走到了桌子中间。其他桌上的人都把头扭向了我们。我们一定是摆出了土耳其男人打架前摆出的、让人想起公鸡打架的动作以及流氓的架势,因为不想错过打架场面的好奇观众、想找乐的醉鬼们在向我们靠拢。塔希尔的朋友也起身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