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为了打发时间（第2/3页）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间，一个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孩（大概是家里没有别人）；坎迪尔之夜36，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只穿着袜子的脚；土耳其电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过海峡的轮船；坏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头盒子。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会和我斜眼看见的，当时正在看着那个画面的芙颂脸上的一个细节、她的一个动作连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着手的样子、她不经意地将手上的叉子放到盘子边上的样子、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掐灭香烟的样子。有时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后来想起的梦境那样，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能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这些由疑问和图画构成的幻想，我跟画家们说了很多次，但我始终没能为自己的那些疑问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芙颂看到那一幕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是什么让她那么投入地进入了剧情？我很想去问她这些问题，但凯斯金家人看完电影后的交谈，更多是和电影的道德结论有关的，而不是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内希贝姑妈会说：“可耻的家伙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我还是可怜那个孩子。”

塔勒克先生会说：“行了，他们压根就把孩子给忘了。这些家伙一心只想着钱。芙颂去把电视关掉。”

这些家伙——电影里的奇怪欧洲男人，持枪美国歹徒，那个怪异和可耻的家庭，甚至是拍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随着芙颂按下按钮，会瞬间进入一个永久的黑洞——就像从浴缸的下水口流出的脏水那样——消失在屏幕里。

电视一关掉，塔勒克先生马上会说：“啊！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它们！”

它们，是指电视里的国产或是外国电影，公开论坛，也可能是知识竞赛节目里自以为是的主持人和愚蠢的选手！这话会增加我内心的安宁，我会感到似乎他们也发现了我在这里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我会想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我明白，自己那么想不仅仅是因为和芙颂待在同一个房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的乐趣，也是因为和凯斯金一家人同处在这个家，这栋楼里所给予的深切情感。（那里，是一个博物馆参观者像在时光里流连那样漫步的神奇地方。）我希望博物馆参观者们特别记住，我对芙颂的爱情，慢慢地蔓延到了她的整个世界，和她有关的一切，她所有的时刻和物件。

看电视时我感到的那种时间以外的情感，这种把我在八年时间里对凯斯金家的造访和我对芙颂的爱情变为可能的深切安宁，惟一会在看新闻时被破坏。因为国家正在被拖向一场内战。

1978年，夜里在我们的街区也会有炸弹爆炸了。通往托普哈内和卡拉柯伊方向的那些街道处在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报说很多犯罪计划都是在这里的茶馆被制订出来的。沿着楚库尔主麻大街往上，通向吉汗基尔的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街上则居住着库尔德人、阿拉维派教徒、亲近各种左翼派系的小公务员、工人和学生。他们也喜欢使用武器。有时，这两派的恶棍们为了一条街道、一个茶馆、一个小广场的统治权，会发生武装冲突；有时，随着情报机关和国家遥控的强盗们放置的一枚炸弹的爆炸，双方会发生激战。多数时候切廷会处在双方的战火之中，不知该把雪佛兰停在哪里，在哪家茶馆门口等我，他在这段时间里受了很多罪。然而有几次当我说晚上自己可以独自去凯斯金家时，他却坚决反对我那么做。我离开凯斯金家时，楚库尔主麻、托普哈内和吉汗基尔的街道还都不会空下来。甚至在我们开车回家时，还会看见那些挂海报、贴告示或是往墙上写口号的人，我们会恐惧地互相看上几眼。

因为晚上的新闻里总在说爆炸、杀戮和屠杀的事情，因此凯斯金他们一方面会因为在家而感到安宁，但另一方面却会为未来陷入不安。因为所有新闻都糟糕得让人难以忍受，因此那段时间，相对于新闻来说，我们更喜欢谈论读新闻的漂亮播音员阿伊塔奇·卡尔杜兹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和西方那些看上去自如、轻松的女播音员相反，阿伊塔奇·卡尔杜兹不但很拘谨，还从来不笑，她总是像一根蜡烛那样一动不动地快速念着纸上的新闻。

塔勒克先生会不时地说：“停一停，孩子，喘口气，你会给憋死的。”

尽管这句玩笑话也许已经说过上百次，但我们依然会笑，就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因为很守纪律、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很害怕读错的女播音员，有时不念完一句话就不会停下来喘口气；句子一长，为了不憋死就会越读越快；那时她的脸就会开始红起来。

塔勒克先生说：“唉，她的脸又开始红起来了。”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稍微停一停，至少咽口吐沫……”

阿伊塔奇·卡尔杜兹，好像听到了内希贝姑妈说的话，瞬间会从纸上抬起眼睛，朝坐在餐桌上半慌乱、半高兴的我们看一眼，同时，就像一个刚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的孩子那样，费劲地咽一口吐沫。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你真棒！”

像猫王在孟菲斯的家中去世，红色旅劫持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记者杰拉尔·萨利克在尼相塔什的阿拉丁小店前面和他妹妹一起被枪杀的消息，我们都是从这个女播音员的嘴里听到的。

看电视时，凯斯金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世界和他们之间设置下一段让我感觉很安宁的距离，他们设置距离的另外一条途经则是，把屏幕上出现的那些人比做我们周围的人，并在吃饭时，长时间地争论这种比喻有多恰当。我和芙颂也会真诚地加入这些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