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芙颂的驾照（第2/5页）

开出公园的大门时我会说：“去埃米尔岗喝茶好吗？”

芙颂会像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孩那样轻声答道：“好的。”

我会像一个第一次成功和别人介绍的新娘候选人约会的小伙子那样激动不已。当我把车开在海峡路上时，在埃米尔岗的水泥码头上停车坐在车里喝茶时，我会幸福地说不出话来。芙颂也会因为对刚才的强烈精神刺激感到疲惫而沉默，抑或只说些和开车和我们的驾驶课有关的话。

喝茶时，有一两次我试图在雪佛兰雾蒙蒙的车窗后面去触摸她、亲吻她，但芙颂像一个婚前不希望有任何一种性亲近的有原则、守节操的女孩那样，礼貌地推开了我。看到芙颂并没有为此不高兴，也没有对我生气，让我欣喜若狂。我认为，我的喜悦里，还有一些小城市的新郎候选人得知自己要娶的年轻女孩“有节操”后感到的那种欣喜。

1983年6月，为了准备参加驾照考试必需的各类文件，我和芙颂几乎跑遍了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因为当时实施的紧急状态，准司机们被派遣到卡瑟姆帕夏军医院接受神经方面的体检。一天，我们在医院发体检报告的队伍以及一个暴躁的医生门口等了半天后，终于拿到了一份显示芙颂神经系统健全、反应能力正常的报告，随后我们去附近的街区转了转，一直走到了皮亚莱帕夏清真寺。还有一天，当我们在塔克西姆的急救中心排了四小时的队却得知医生回家后，为了平息内心的愤怒，我们在居米什苏尤的一家小俄罗斯餐厅里早早地吃了晚饭。另外一次，因为耳喉鼻科大夫休假，我们被派去了海达尔帕夏那里的医院，在乘船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后甲板上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我记得，在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了等待处理我们交去的文件，我们上街走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前行在铺着鹅卵石的斜坡和窄小的街道上时，我们经过了法提赫酒店。那是七年前，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为芙颂忍受巨大痛苦、得到父亲去世噩耗的酒店，那天，在我看来仿佛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当我们又准备好一个文件，把它放进上面沾满红茶、咖啡、墨水和油渍的文件夹时，我们会高兴地离开医院，带着庆贺成功的激动走进一家小饭店，有说有笑地吃饭。在那里，芙颂会轻松自如、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抽烟，有时她会伸手拿起我放在烟缸上的香烟，用它——就像一个战友那样——点燃自己的香烟，用一个渴望娱乐的人的乐观眼神审视世界。看到自己已婚、忧伤的情人其实对游玩、欣赏旁人的生活和街区、感叹城市生活的妩媚、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是如此开放时，我会更加深爱她。

芙颂会说：“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扛了一面比他人还长的镜子？”在街区后面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和我一起，带着一种比我更真诚的喜悦看了踢足球的孩子们后，她会去后面的黑海杂货铺里买两瓶汽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对于扛着粗铁棍、拿着水拔子，对着旧木房带栅栏的窗户、水泥阳台高声叫道“通下水道！”的人，芙颂会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去关注；在开往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她会拿起小贩介绍的既能刨西葫芦，又能挤柠檬，还能当做切肉刀来用的新式厨具仔细研究一番。随后，走在马路上时，她会说：“看见那孩子了吗？他快要把他弟弟勒死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泥泞的儿童乐园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我们会说：“怎么了？他们在卖什么？”并立刻跑过去。我们会一起去看耍熊的吉普赛人，在马路当中层层叠叠扭打在一起的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学生们，交尾时纠缠在一起的狗儿们（在街区人们嘲弄的叫喊声和难为情的眼神下）忧伤的眼神。当保险杠相撞，两个司机摆出打架的架势怒气冲天地走出车时；一只从清真寺天井里蹦出来的橙色塑料球一弹一跳地从坡上滚下时；我们会驻足观看。我们也会和路人一起看轰鸣着挖公寓楼地基的挖掘机，摆在橱窗里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

就像重新认识彼此一样，我会从一起发现伊斯坦布尔、每天看见城市和芙颂的新变化里获得极大满足。当我们见证医院的简陋和无序，看见一大早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医生的落魄老人，遇见在后街的空地上违禁宰杀牲口的慌乱屠夫时，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正在把我们彼此拉近。我们的故事里那离奇，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一面，相对于我们在街上感到的城市和人们的那些可怕的阴暗面来说，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城市让我们感到了人生的平常，教会我们摆脱罪恶感的阴影，谦逊地生活。走在街上，乘坐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时，我会在内心感到人群给予的抚慰力量。在渡船上，我会仰慕地去看和旁边怀抱熟睡孙儿、戴着头巾的老妇愉快交谈的芙颂。

因为有了她，那些天在伊斯坦布尔，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消遣那样，我体会到了和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一起转悠的所有乐趣和紧张。当我们走进一家医院的办公室，迈进一个国家机关的单位时，所有人都会扭头去看她。老公务员们会放下高高在上、鄙视穷人和老妇的架子，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从不看她的年龄，一律尊称她为“夫人”！就像有人和别的病人说话时用“你”，和芙颂说话时着重强调“您”那样，也有很多人看也不看她一眼。既有带着欧洲电影里那些儒雅绅士的语气说“我能帮您做什么吗？”的年轻医生，也有因为没发现我的存在，文雅地开着玩笑和芙颂套近乎的老油条教授……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时感到的慌乱，甚至是恐慌。有些人面对芙颂时会不说正事，一些人会结巴，一些人则会瞠目结舌，会在她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沟通的男人。当他们看见我，认为我是她丈夫时，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而我也会无奈地和他们分享这种轻松。

我会说：“芙颂女士为申请驾照需要一份耳鼻喉的检查报告，我们是从贝西克塔什转过来的。”

在走廊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会说：“医生还没来。”他会打开我们手中的文件随便翻一下。“你们去办公室作个登记，再去拿个号，然后等着。”当我们发现他用眼睛示意的病人队伍有多长时，他会接着说道：“所有人都在排队，不等是不行的。”

有一天，我想找个借口往工作人员的手里塞一点钱，但芙颂却说：“不行，别人等，我们也等。”

排队时，和工作人员、病人交谈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她丈夫，这让我很受用。我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我们很般配，而不是一个女人绝不会和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去医院。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排队时，我们去杰拉赫帕夏的后街上转了一转，当我突然找不到芙颂时，一个戴头巾的阿姨从一栋破旧木房子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对我说，“我的妻子”进了旁边街上的杂货店。在这些边远的街区里，即便我们引人注目，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慌乱。有时孩子们会跟在我们的身后，有时我们会被认为是迷路的人，甚至是游客。有时，一个被芙颂吸引的小伙子，为了能够更多地，即便是远远地看她，会跟着我们走过很多条街，但当我的目光和他的不期而遇时，他便会礼貌地走开，不再尾随我们。常常有人从门口或是窗户探出身子来问我们，我们在找谁，我们要去哪里。有一次，一个好心的阿姨看见芙颂要吃刚从一个小贩那里买来的李子，便说：“等等，姑娘，让我给你洗了再吃！”她立刻从家里跑出来，拿走我们手上的纸袋，在家里底层的厨房里洗好了李子，还为我们煮了咖啡。她问我们是什么人，在那里找什么，当我告诉她，我们是夫妻，想在街区里找一处漂亮的木房子居住时，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