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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斯考比一样，我仿佛也已经看到自己竭尽全力地适应那些令人极不舒服的新规矩：熄灭烟斗，立正站好，在谈话时绞尽脑汁，让自己努力接受一种由女人当家的严苛，一种沉闷的生活。再看看安布鲁斯，我的天，他的样子简直像个傻瓜。我到时只能离开，免得大家都很尴尬。我以前还从未想到自己会变成流浪汉。如今这个家庭不再需要我了，我将从这里搬出去，像佣人们一样靠主人给的工钱过活，一个孩子会降生到这个家中，管安布鲁斯叫爸爸，这个家再也不需要我了。

如果是帕斯科夫人提醒我注意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会认为是她居心不良，从而将它抛到脑后，然后当这一切出自我的教父这样一位沉稳的人口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驾车回到家里，满怀悲伤，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应该像教父说的那样有所打算，为自己找一个家，还是做好离开的准备？可我不想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想有别的家。安布鲁斯在这个家里把我带大，一直教我的也是这里的一切。这一切是我的，是他的，是我们两人共有的。可如今情况变了，不再是这样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当我从肯达尔家回到家中，在那幢房子里走来走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它，家里的狗也感觉到了我的烦躁，紧跟着我，和我一样惶惶不安。我小时候住过的儿童房，已经好久没人住了，只有斯考比的侄女每周来一次，把房间整理整理，或者缝补缝补那些亚麻布织物，但这间房子现在却有了新的意味。我仿佛看到房间被重新粉刷一新，原先一直和一大堆尘封已久的书籍一起放在满是蜘蛛网的架子上的那根小曲棍球棒，被当作垃圾扔了。我从没有想过这间屋子会给我留下怎样的印迹，以前差不多总是两个月进去一次，让人补补衬衣、袜子什么的。而今我却很希望它能重新为我所有，作为我逃避外面世界的庇护所。否则，它就会完全变成另一种景象，室内老是弥漫着一股煮牛奶的味道，还有需要晾晒的毯子的潮味，令人窒息，完全就像我经常去的那些养小孩子的人家的起居室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在地板上哭喊着爬来爬去，不是头上这鼓个包，那碰个包，就是肘腕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还会蹭着爬上人的膝盖，要是没人理睬，他们就会大做鬼脸，把脸皱得跟猴子一样。噢，天哪！难道这一切都在这儿等着安布鲁斯了吗？

我难得想到表姐瑞秋，一旦想到她的时候，心情就像人们对待所有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努力想把这个名字从脑海中抹去。我把她想象成一个与帕斯科夫人一般无二的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材高大却瘦骨嶙峋，且正如斯考比预言的，那双鹰般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灰尘。每逢客人来吃饭，她的笑声简直震耳欲聋，以致大家都会离安布鲁斯远远的。她似乎还变化多端，一会儿如凶神恶煞，像西邻那个叫莫利・贝特的穷鬼，绝不允许人看桌上的美味；一会儿又绷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神情阴郁地裹着件披肩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抱怨着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总有个护士守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拿着一把勺子在调药；一会儿是劲头十足的中年人；一会儿又痴痴地笑起来，一副比露易丝还年少的样子。瑞秋表姐的性格变化足有一打多，而且一个比一个令人生厌。我似乎看见她逼着安布鲁斯跪在地上装狗熊，让孩子们骑在他背上，而安布鲁斯竟俯首帖耳，非常恭顺，真是丢尽了人。转眼她又会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头上系条丝带，我仿佛看到她嘟着嘴，不停地摆弄着那头卷发，那一头乱蓬蓬的卷发让人觉得做作，可是安布鲁斯却靠在椅子上，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她，脸上堆着白痴般的笑。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决定整个夏天都要待在国外，我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差一点高声欢呼起来。这简直是一种从没有过的反叛，可我实在情不自禁。

“你的瑞秋表姐还在被一大堆事务缠绕，而这些事又都得在我们回英国之前安排妥当。”安布鲁斯在信中说，“因此，尽管令人十分失望，但你可以想到，还是得推迟归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意大利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根本是两回事儿。要想在这两者间有所调和，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我好像是在大把花钱，然而花得是地方，所以才不吝惜。我们时常谈起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接着，又问了句家里的活计和他那些花草的情况，他对这些事的兴趣一如往常地热切，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竟然认为他会改变。

他们这个夏天回不来，周围的邻居当然都非常失望。

“或许，”帕斯科夫人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艾什利夫人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旅行。”

“关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我答道，“安布鲁斯在信中提到他们曾在威尼斯待了一周，回去的时候，两人都得了风湿病。”

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风湿病？她妻子也得了风湿病？”她说，“真够倒霉的。”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她肯定比我想象的要老。”

这个蠢女人，脑子都不会转弯。我两岁的时候，膝关节就有风湿病的感觉，年纪大的人告诉我，那种疼，是我在长个儿。就是现在，有时下点雨，我依然会有那种感觉。抛开这处不说，我和帕斯科夫人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不谋而合。瑞秋表姐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可头发已经灰白，甚至已经拄上了手杖，我能想象得出，当她只要不在她那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意大利花园里种玫瑰时，就坐在一张桌子旁，手杖捣着地，旁边围着几个律师，叽里咕噜地用意大利语说着什么，而我那可怜的安布鲁斯则耐心地坐在她身旁。

为什么他不回来，让她自己去处理那些事呢？然而，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却马上振奋起来。因为那个痴痴傻笑的新娘已在我眼前化作一个日渐衰老的妇人，腰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我幼年住过的房间从我脑海中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居室变成了女人的闺房，房内处处是屏风，即使在仲夏，炉火也烧得很旺，时时能听到烦躁的喊叫，一个劲儿叫斯考比再拿些煤炭来，她吸进去的煤烟一点儿一点儿地攫取她的生命。于是我又可以在出游的时候大声唱歌了，可以驱赶着狗追逐野兔，可以早饭前游个泳，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驾着安布鲁斯的小船在海湾航行，又可以在露易丝去伦敦度假时，用那里的时髦事儿逗她开心。二十三岁的年龄，心情本来就不大会忧伤。我的家还是我的家，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夺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