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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把我们拉到一边。“我告诉过他。”她气鼓鼓地说，“匕首，他根本不听，非得把传单塞到裤子里。如果他被抓，可不是我的错。”她的脸皱成一团，瞪了眼那些喝茶的人，甩手而去。

她根本是瞎操心，我心想，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佩璐推开茶馆门，我们进去坐下，金属椅子腿划过水泥地板，发出尖锐的声音。我拿出纸巾去擦黄色油毡桌面上残留的食物碎屑，纸屑又粘在黏糊糊的铁锈色茶渍上。服务生呢？我只想坐下来喝口茶。我看看佩璐，她双手搁在膝头，心不在焉地发着呆。我们刚才满怀的激情哪里去了？

“戏演得很棒。”我说，“人们都被吸引住了。”

“直到工厂开门。他们是有可能提前开门，可我怎么没早做准备。”

“也还好，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帮助人们坚定抗战信念。”我努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服务生去哪儿了？看来我们不叫她，她就会一直躲在收银台后面剔牙。我试着引起她的注意，她却根本不理睬。“小姐。”我挥手叫她，“请给我们一壶茶，小姐。”

她扬起下巴表示知道，又剔了一颗牙，才趿着拖鞋磨蹭到茶壶边。

人性是会令人灰心的，我想。如此善变无常。前一分钟还同心协力喊着口号，下一分钟为了一袋米就能把对方挤出队列。

服务生慢悠悠踱过来，“我们这儿只有茉莉花茶。”她露出发黑的牙齿说，“没有别的。”

“好。”佩璐和我同时应道。

“可以拿块湿抹布来吗？”

“有小笼包吗？”

她摇头走开。

“警察怎么发现的？”佩璐问。

我想起来了，工厂朝向胡同的这面墙不仅有大门，也有窗户，但我没打算告诉佩璐，她已经很自责了。“别担心。”我说，“就算匕首被抓，也不会牵连到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真名和住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他怎么办？”

我倒了杯茶递给她。服务生还没过来擦桌子。“就算警察抓住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们又能拿他怎样？鼓浪屿毕竟不是敌占区，警察不用听日本宪兵队的。”

“没那么简单。”佩璐叹着气接过茶杯。“算了，喝茶吧，这种茶很快会变苦的。”

我又倒了一杯，抿上一口，已经略有苦味了。我突然向前探身，倚在桌边说，“我想我怀孕了。”

“什么？怎么会？”

我微微一笑，“我见过聿明，他派人来接的我。”

“天啦，安丽，为什么你都没告诉我？”

“军事机密。”我又笑了，“你知道，我本不该提怀孕的事，我还没有十足把握。”

“那有多少？”

“99.9%。”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我发笑，这像是聿明说的话，99.9%，几乎算是个宝宝，又不能算个宝宝。我忍不住傻笑。

佩璐只是微笑摇头，“这并不好笑。”

也许不好笑吧，但另一个更好玩的念头浮现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迫不及待地说，“才一个晚上啊，我们就有了这个99.9%的宝宝。”

并非真的那么滑稽，不过笑的感染力比最滑稽的笑话更强大，甚至是——也许，尤其是——当谈话对象正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时。每一次她收起笑容，我就又抛出一个我和聿明约会时的细节，不知何故一切都变得很好笑——阳台上的勤务兵小黄，我们拣僻静处往前走的情形，我们躲躲闪闪穿过树林的样子，我那身被雨水浸透的深色衣服，船长室里的鱼腥味。我一边讲和聿明见面的事，我们一边喝茶，几杯之后，我们的情绪渐渐好转，茶却越来越苦。

我们笑过后，在桌上留下茶钱离开，没有必要再讨论匕首或是佩璐丈夫手下的员工，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

人们会以为，像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这样的组织有能力快速有效地搜集和散播消息，但事实上，我们的小联盟经常在几近无序地运作。而且似乎每况愈下——成员间争执不断，某些人，如郑惕和隐士甚至脱离组织，自立门户。闪电和蟋蟀抱怨说，厌倦了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受保护的小岛上表演街头剧，扬言要离开。他们想去厦门，在敌人的占领区开展活动。范昊甫肯定有同样的想法。有时候，能明显看出他对我们的街头剧失去了兴趣，来参加集会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可是每一次当闪电和蟋蟀提议转战敌占区时，他又总是摇头。“不行。”他不加解释地轻声否决。也许只是我的臆想，但我总感觉他在拒绝这些提议时，会飞快地扫我一眼。

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管理松散，其分崩离析是缓慢却不可避免的，当我从阿桂那里听到匕首被捕的消息，丝毫不觉得惊讶。阿桂和警察局马局长家的厨娘是老相识，所以她跟警局的关系，比我们联盟任何成员都要近。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跟她打听，是她主动提起来的。

午饭后，我在厨房和阿梅玩翻绳，阿桂在收拾碗筷。

“看看这个。”她拿着一只脏饭碗，“这些米饭全浪费了。”她走过来把碗递给阿梅，“里面有几粒米？”

多好的一课，我想，既练习了数数，又进行了勤俭节约教育。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一课并非针对阿梅，而是针对我。

“1、2、3。”阿梅一粒一粒数着剩下的米饭。

阿桂点点头。

“4、5、6，6粒米。”

“很好。”阿桂从阿梅手里拿过碗，“可是，好像有人觉得浪费6粒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不是我。”阿梅说，“一定是弟弟。”

阿桂拿着碗，跟阿梅说话时，眼睛却看向我，“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她说，“你爸爸要打日本鬼子，我要为大家买菜烧饭。你妈妈要把你们照顾好。而你的责任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变得壮壮的。”

“那弟弟呢？”

“他的责任跟你一样。”阿桂把碗放进洗碗盆，转过身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

“生——存？”阿梅迷惑地问。

“活下去。”我说。

阿梅跑开了，但阿桂的这一课并没结束。“马太太给我朋友说了件奇怪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洗盘子，挨个摞好，放在毛巾上。“她说有些好人家的年轻小姐在参加抗日集会，她们好像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家人带来危险。”她依然背对着我，双手有节奏地在洗碗水、清水和毛巾间忙碌。

“她怎么知道的？”

阿桂在腰间擦干手上的水，转过身来。她显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马太太知道，是因为她丈夫的手下在一场集会中抓了个年轻人。警察拷问了他6个小时。”她停下来，等我问她。我不问，她便自己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年轻人运气好，他们把他放了。那些小姐运气也好，这年轻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一课上完了，但阿桂看我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