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第2/3页）

侯森连夜搬离了住处，因为他尚未婚娶，所以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包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去上海，而是住进了两条街以外的一个旅馆。侯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英少爷，他不会撒谎，他为什么对一个日本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仇恨他无法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不会罢手，一定会再次行动，一旦他事败，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到时他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他的医生。夜里侯森对着孤灯，没有马上睡着，他想起自己母亲早逝，父亲意外身死，自己远渡重洋学医，归来后在北京开了一间小诊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前两个月为了打开局面基本等于义诊，后来逐渐有一些外国人和北京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来找他看病，他的医术严谨，尤其精于儿科，无论是多么吵闹和痛苦的孩子，到了他的诊室都会变得安静和顺从，他好像天生能跟孩子产生共鸣，不知道是不是他从青年时期就和英千里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或者也许他现在已是孤儿，由父母携来的孩子看见他就会产生怜悯。英千里一周前来到时，是他近年最开心的时刻，虽然他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英千里迟早会来找他的，因为从小到大，每次英千里出了问题，总是呼叫他的，而他的生活怎么会不出问题呢？现在他们都是孤儿了，都远离了家乡，一个是混口饭吃，一个是尽情玩乐，两人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比如英父死时手里还拿着一个国画卷轴，比如他们曾去打猎，十几岁的英千里射中了一头驯鹿的肩胛，两人走到近前，发现那头鹿极其美丽，为了活下去似要吐人语，于是两人把它搬回家，英千里央求侯森给它做了一个成功的手术。他还给英千里弄了一辆自行车，两人骑车在胡同里瞎转，累了就到茶馆喝一壶茶，车轮碾过枯叶，茶馆里南来北往的人，他感觉不再是孤身一人，他甚至觉得英千里可以在他的诊所帮忙，或者什么都不干也行，他的收入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日本人通常不会为难医生，只要他这么干下去，诊所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到时也会有女人爱他，到时英千里愿意干吗就干吗吧，他可以把诊所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不会像英家那样成为几代的贵族，但是有一个手艺在身上，也不会像英家那样败落。日本导演？一个来中国打仗的日本导演？侯森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他没办法了，他不喜欢看电影，他对这类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是他没有时间，他三十几岁的人生里总是在忙着，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虚构的世界，他的工作要求他崇拜现实，一根血管的意义超过银幕上所有活人假扮的尸体。

一个月过去，侯森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每天除了吃饭，大睡，散步，就是看报纸，等待着英千里被击毙或者被抓捕的消息。但是并没有，他看到的消息是日本军官山本真司在上次被刺之后，锁骨受了轻伤，现在已经恢复，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联欢，在现场还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能剧。闲适使他痛苦，过多的睡眠让他瘦了几斤。又过了三天，报纸上的新闻说，山本调离北京，开赴前线，具体去往何处并未透露。他便收拾包裹，回到诊所，发现英千里也已经离开，他留下的消炎药还剩下两片，英千里走时应该细致地打扫过，但是没有留下书信。他休息了一天，重新开业，无人来寻人，也没有人回来。半年之后，他装上一部电话，茶具也换了新的。又过了三个月，他雇了一个助手。

二

201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进入电影资料馆实习，主要负责整理影片拷贝和编排放映计划，2014年7月转为正式职工。2015年年初，我跟随孙鹤阳馆长赴日本开会，会议结束后，孙馆长提出要去拜访一些健在的昭和时期的重要的电影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灯光，大部分人拒绝了我们的访问，一是这些人已经多年不参与电影工作，辉煌已经过去，我们又没什么大来头，在他们看来无非又是一伙朝圣者，搞一点素材回去为自己增光。二是他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能够顺畅交流的人没有几个，有些人即使活着也常年卧床，每天清醒的时间有限，和家人的交流都比较困难，更别说是采访了。有几个人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大多是亲属代为答应的，但是无奈要价太高，而我们资金有限，只好作罢。最后成行的只有山本真司一人，他和他的家人接受了我们的报价，虽然他已经九十八岁，不过神志清醒，身体健朗，有时还去当下年轻人的电影里客串一个角色，闲时自己骑自行车出门，在表参道的门店里有时会出现他的身影，他在试衣服，偶尔会忘记信用卡的密码，不过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想起来，因为写着密码的字条就放在他常年戴着的帽子里，店员都知道这件事，会尽量含蓄地提醒他。

我们到达山本家是一个下午，他安家在一个闹中取静的街区，在涩谷和表参道之间，是一个独栋的二层小楼。平时有一个四十五岁的保姆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版权事宜由他的大儿子山本英雄和儿媳代理。我们到时山本英雄已经站在门口，穿着黑色西装，身边是几株刚刚浇过水的植物，有鹭草和吊兰，老山本先生骑的自行车就停在植物旁边，擦拭得发亮，好像也刚刚浇过水一样。老山本在家里的客厅等待我们，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裤，脚上是雪白的袜子，上衣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黑色钢笔，左手腕戴着一只金色腕表，同样金色的结婚戒指也佩戴在左手上。他站了起来，身高超过一米八，考虑到因为衰老人的身高会打折，在当年的日本他绝对算是罕见的长人。我们握手入座，保姆端上了茶具和点心。孙馆长是日本电影的专家，曾在日本留学，日语相当娴熟，我大学时辅修过日语，阅读和听都还可以，说起来比较吃力，只能说一些日常简单的，如果涉及电影专业方面，连贯性就差很多，所以我主要负责录音和记录。

孙馆长先礼貌地夸赞了住处和茶，然后表明了来意，采访是一方面，回去我们会在内部刊物和媒体上发表，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能拿到一些拷贝，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因为放映是卖票的，所以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账。小山本早有准备，他拿出一份山本真司的作品列表，大概有两页纸，上面按照时间顺序明确标记了老山本作品现存拷贝的所在地。有的在电影公司，有的在艺术馆作为馆藏，也有一些在类似于我们的电影资料馆中。山本真司示意先不要研究这两页纸，他用手把纸推远了一点，然后问了我们通常是何种比例分账，孙馆长答说是五五分，山本说他想拿到八，同时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的数字。孙馆长表示比较为难，放映的场地和人工都是成本，还要交税，另外这还是首次在中国放映山本的电影，意义大于金钱，孙馆长也暗示，他过去也拿过其他日本导演的拷贝到资料馆放映，都是按照五五分账，已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山本真司点点头，说，我比他们更好。孙馆长礼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山本真司说，美国人已经达成共识，我比他们更伟大。他把拇指食指中指汇拢举起来说，七。孙馆长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山本先生，我个人非常喜欢你的电影，这点上我没有跟很多人达成共识。那我就自私一点，破坏一下规矩，六吧。山本真司浮过了一种不情愿但又得意的表情，他随后显露出耄耋老人的坦率，说，六就六吧，至少比五好。请你们吃一点这个太阳饼，是一个台湾朋友寄给我的，如果他们不阻拦我，我可以吃下二十个。请给我们上一点清酒。保姆得到小山本的首肯之后，拿了三壶清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