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2/22页）

但是哈丁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我还有其他线索来还原一个更完整的人吗？他真的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吗？我除了记得一个中年秃顶的白人，一种慵懒做作的讲话方式之外，还记得什么？他知道这桌客人中这个十八岁的人是个作家，知道这个作家珍视他的话，还回到房间记下来了吗？他无从知晓。这世故，这表演，是为了桌上的人；这是哈丁先生可以挥霍的东西。事后看来，那点推理令他比我当时记录下的更有趣。我搜集大都会经历和素材的激情，打造自己作家声望的激情，对解读从其他作家那里获取的一知半解的素材的过度热情，以及全身心的投入，这些阻碍了我记录事实。如果我的脑子不是那么满满当当，如果我没有受那么多教育，我会将事实看得更清晰。

在写哈丁夫妇的对话时，正如我所言，我经常改善每个人的处境。但是现在，因为我在庄园和菲利普斯夫妇的交集，以及和租车人布雷的接触，我把伯爵府的午餐看得比当时更轻了。我把参与者视为出身卑微的仆人，那些受仆人服侍的上流人士因战争而离开，留下一栋被洗劫的房子，如今里面净是外国人。因而很有可能，哈丁先生字斟句酌的演讲不仅是酗酒者酒后的刻意表现，也是仆人对文雅的精准模仿，他的元音发音会在行家面前露出破绽。但在午餐中，哈丁先生是安全的。对他的英国朋友来说，他的世故和机智是熟悉和受喜爱的表演。他的英国派头在外国人面前，在安吉拉和我面前，完美地取得了预期效果。

如果说哈丁先生的形象远不是我笔下描绘的那个样子，那么也可以说我捕捉的还不够。为了让他在我的文章中突显地位，和他的机智相匹配，我压下了住所的背景，更回避了不少事实：我抑制了回忆。直到我开始为了写这个章节而努力回想那顿午餐时，我才记起它其实是有意安排的。我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这个原因。那是哈丁夫妇在那座房子里的最后一顿午餐：他们被解雇了。被安吉拉顶替。这饮酒，这机智，“我的一个老婆”的逢场作戏，以及哈丁太太的“我喜欢奥德丽”，有让人佩服的虚张声势。但这不是我寻找的素材，不是我记下的素材。

关于安吉拉，我重点写她在夜间逃离暴力的情人，除了一件皮毛大衣外一丝不挂。我知道那件大衣。我说不上来它的质量如何，直到现在也不能。但是它在我眼里演化出一种诱人的性感（倾诉近乎赤裸的夜间逃亡的安吉拉本人无疑也这么认为）。谈论有关性的细节暗示了两性知识，掩盖了作者的单纯。但是对这一素材我没法作什么处理。身为作家，我不愿编造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觉得这是一种冒犯，很快安吉拉的素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同样地，我不知道安吉拉从何而来。她在伦敦的过去，她在伯爵府寄宿房之外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谜。初到伦敦，我甚至想象不出有关她的情人的事情，比如房间或是公寓的装饰，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地理背景，更不必说言谈举止了。安吉拉在意大利的时光也一样神秘。有一个办法可以一探究竟：直接问她。但是我从没想过问她。我还没到那个地步。

她是如何遇见情人的？战时意大利的生活是怎样的？她的家人呢？那么多欧洲血统的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西班牙人和摩洛哥人去过她的房间，是她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人在英国和在伯爵府所在地区有怎样的感受？

可怕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大批欧洲游民住进了伦敦的一栋楼房，这座宅子对这些人来说足够大——这是寄宿房真实的素材。但是我没有看到。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不该提问；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一个敏感而世故的人，观察对我而言足够，或者应该足够。但是那里还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主题，我本可以用我的不可擦铅笔写出点什么。

自一九五〇年起，也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伦敦上演了一场超越美国的移民与文化融合运动的运动，其实是欧洲人对新世界的运动。这是一场跨各大陆的运动。我在这一运动的初始阶段来到伦敦。十年内，伯爵府将失去它战前或战初在《醉汉广场》中的面貌。它将成为伦敦城中的一块飞地，一块白人殖民地，一个小澳洲或一个小南非，混居着各个种族的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将改变。或多或少地，它们将不再是某一国的城市，而将成为世界的城市、当代的罗马，在我这样的岛国人乃至语言和文化更边缘的人看来，它们是伟大城市的模板。它们将成为全球野蛮人、丛林人、沙漠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前来求学、获取精美物资、体验礼仪和自由的城市。

离家两周，我想的是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一个作家记录的东西，但倘若当时就有发现的眼睛，那么十八岁的我便已找到了伟大主题。小闹剧中最能挖掘出好的主题。在伯爵府安吉拉的客人或者朋友中，至少有十个从欧洲和北非漂泊至此的人。这些男男女女任我观察，有的人在战时目睹过可怕的事情，如今在伦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孤独的异乡人，有时游手好闲，有时做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它们经常被轻易吐露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记下来。我没有提问。我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样貌、衣着、姓名、口音都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不可能再回想起来。

如果我的观察直接一点，再少一点成见；如果我仅仅记录所见；如果那些日子我拥有后来（通过写作）获得的自信，能够对眼前的男女感兴趣，能学会和他们交谈；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如实记下我眼前发生的事，什么样的素材是我得不到的！很快，我会为写一本关于我在伦敦那段时间的书而专门去找素材，却发现所获不多。

存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在头几天痴迷地写下的那些东西，绝大部分是关于安吉拉的性感：在她房间里她或坐或躺在我身边时她乳房的感觉，当时我们背靠着墙，屋里坐满了她奇怪的朋友们，她允许我把手压在她胸口。她的嘴形，嘴唇上战时流行的鲜红色，她皮毛大衣的触感，以及在餐馆我激动而意外地看到的她围着围裙的样子。

我没有记下安吉拉的过去和她在意大利的时光，也从没想到问问她。我只记下了她抱怨意大利南方的牧师，她说战时人人挨饿，牧师却变胖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记下这一内容是因为这是“反教权”的表现。“反教权主义”是我学到的抽象的欧洲史的一部分，是从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笔记和推荐教材中得知的。历史对我而言和法国或俄国电影一样抽象，但我能写有关它们的论文，正如能够在没有掌握法国历史，不了解其国王、侍臣和宗教教派，不了解这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写出有关法国历史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