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7/22页）

伴着头二十四小时的旅程中的羞辱，伴着在这个伟大世界的头二十四小时里越来越深的孤独感，我意识到（现在没有家乡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了观众）自己没有感受到愉悦。在书店里我被称为“先生”，这真是出人意料而友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欺骗，我觉得自己被推挤到不曾有过的卑微角落。

奇妙的地形、甘蔗田、郁郁葱葱的山丘和山谷，还有波澜起伏的海面、阳光照耀的云朵，距离见到这些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已经感到自己的两部分彼此分离，人和作家分离。我已感到自我怀疑的刺痛：也许作家只是一个接受了抽象教育的人，有专注和记忆的能力。我为了这一天和这次冒险曾如此拼命学习！带着我孤独的新的沉默，带着我对这场大冒险未曾预料到的孤寂，我看见自己的两部分彼此分离，在一天内同时缩小。

在纽约的那个下午，我从码头开启了一场长达多日的航行。那个码头的编号我牢记多年，如今却遗忘了，那个和羞辱及迷茫相关而和浪漫无缘的编号。乘飞机从西班牙港到波多黎各；乘船从纽约到南安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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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好几周，好几个月，对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成了我最珍贵的写作材料。或者我是这么想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伦敦伯爵府的寄宿处，在牛津大学学院的沉闷中，在假期更加沉闷的卧室和客厅里，我用不可擦铅笔或者钢笔或者十英镑买来的旧打字机，写了一篇叫《狂欢夜》的文章。旧打字机花去我一周多的生活费，但当时处于战后不久，新打字机还不容易买到。

这是我第一篇大都市题材的文章。有见地，使人联想到经验和旅行者：也许是一个见识过很多狂欢夜的人写的；作者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明白这个名字中蕴含的价值。文章轻易地用了伟大的名字——纽约，大西洋，哥伦比亚游轮，美利坚航线，南安普顿（这最后一个名字尤其美丽）。

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篇描述性的文章，为它提供素材的狂欢夜发生于我们在大西洋最后一整日的船上。早晨我们到了爱尔兰的科夫，下午停泊在南安普顿。多数乘客在南安普顿下船，其他人第二天早晨在勒阿弗尔下船。狂欢夜是晚餐后在游客舱一个厅里的舞会。我看见性冲动像酒精一样麻痹扭曲了我认识的男男女女，这让我觉得心烦。我仿佛在远处观察，像是在研究一种动物行为，因为我没有经历什么船上的艳遇。对于当时还是以纯洁天真的方式去爱慕女人的我来说，看到自己有所了解的女人异常的举止尤其让人不安。

船上有个娇小的女孩曾和我谈起诗歌。现在看见她和一个并没有什么特殊涵养的男人在一起，看见她眼眶湿润，仿佛被外部不知名的力量操控了，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她一副认不出我的样子。之前那些热忱专注而友善的男人变得如此遥远，和我谈话时变得如此不耐烦，但之前类似的对话分明是受欢迎的。有个来自旧金山的亚美尼亚人，曾上欧洲战场作战，我们聊起过战争和士兵的生活。他告诉我唯一真实的战争电影是《白昼进攻》。现在他的心思在别处。

麻烦还在于狂欢夜是喝酒的场合，而那时我滴酒不沾。为了得到奖学金，我用学习来惩罚自己。我希望一切顺利，因而很克制。

我所写下的记录了我的无知和天真，我的匮乏（节制是虚伪的表现）和挫败。在十八岁男孩的写作意图中，《狂欢夜》是世故而无幻想色彩的。因而在写作中、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断片。在一个真正世故的人眼中，这篇文章会露出破绽。

我在文章结尾着墨于轮船守夜人。他站在跳舞的休息室外，开始和身边忧郁不幸的人聊天。在如此肆无忌惮的场合，当优雅的姑娘变得梦幻而狂野，这个人却没有任何艳遇。他和我一样没有参与，也许那些在听守夜人说话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静默中有一种酸楚。守夜人很热情，谈吐像是见过世面的。他四十出头，身材算得上壮实；一副讲课的样子，两手伸出，抓紧倚靠的栏杆。他每说一句话就略停顿一下，好让人充分理解他描述的邪恶；先是眼神放空，抿着嘴唇；接着，又仿佛自言自语般说起话来。

他说在船上，人心三天就变样。忠诚的妻子和女友变得不忠。总是在三天之后。男人变得暴力，随时准备为女人打架，甚至包括一些刚刚和自己深爱的年轻妻子告别的男人。他说（或者在《狂欢夜》很多版本中我让他说）：“我见过一个船长在这个地方试图杀一个家伙。”

“试图”“杀”“家伙”“这个地方”——除了他说的这些以外，他对男女缺乏幻想（一方面令人欣慰，它表现了幻灭和残酷的判断，但同时也令人非常痛苦，这几乎全体的放纵却没有我们的份），守夜人说话的腔调像是电影里的人。这是他何以对我而言是很珍贵的写作素材。这也是不可擦硬铅笔一次次留下浅色的字迹（湿润后会变亮变紫），记录下他说的话的原因。

我在狂欢夜寻找大都市的素材；我盯着那些看起来有相关特质的人。有个出身中东的人。现在除了穆斯林的名字外他的全部都美国化了，他说自己是演艺圈的人。他侃侃而谈地讲起明星，那些我在银幕上见过的影星。我从没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坐游客舱。三天后，他给我读了一些他的材料。“材料”（这是他的说法）是一些打印出来的短小简单的笑话。这让我称奇、印象深刻，在我眼里这一行为是“美国化”的：这么微不足道的“材料”需要打印出来，需要给人正式的感觉。他谈起他参与动画片制作的时候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制作了它们，我们让它们能。”“能”，我觉得这个词好笑，它这么世故、这么随意又这么专业。正如他的“材料”被加入我的材料中，他的语言也成了我写作素材的一部分。于是他对我有了两种作用：借他大都会的世故来写作，适当使用，但又让自己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是在船上，只在“狂欢夜”）。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乘游客舱），是个可疑的美国人，是丑角（在我努力的写作方向中，这样的人应该成为丑角），相较远涉重洋、只受殖民地抽象教育支撑的我，还是我站在更坚实的土地上。

两个救世军女孩也进了我的写作素材储备。她们去欧洲某地参加会议，但是乐意调情。信教女孩的轻浮姿态让我觉得奇怪。匮乏的经历让我总是大惊小怪。还有个南方来的年轻人，和那个演员住同一个舱室。他长得胖，脸上有麻子，戴着眼镜。他在《狂欢夜》中出现，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上铺，在昏暗的灯光下边剥皮边吃橘子。他还谈论女孩们，也许谈论那两个救世军姑娘。我总是写起这一场景，以致他永远存留于我的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