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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要实行民主?”我问道。我承认,我脑海里闪过一幅幅打这孩子屁股的画面。
“谁说不实行民主?”女孩反问。
这段时间里,贝提克一直站在码头边缘,摆弄一条绳索,满脸沉思的表情,还带着一丝尴尬,那副表情,就像是人们听到别家吵架时一样。他身着一件宽松的上衣、一条肥大的黄色亚麻短裤,头上戴着一顶黄色宽边帽。
伊妮娅走上木筏,松开系在筏尾的绳索。“你想要一艘小船或者电磁车……或者浮床,对此……我不拦你,劳尔。但我和贝提克要继续乘这个。”
我已经开始朝码头边拴着的一艘漂亮小游艇蹒跚而去。“等等,”我说,有力一些的那条腿支撑住身体,转过身看着她,“如果我独自一人的话,远距传输器应该不会让我过去吧?”
“对。”女孩说。贝提克已经踏上了木筏,现在她撤开了筏头的绳索。这里的运河比渡槽那混凝土槽床要开阔得多:一路流经新耶路撒冷,大约有三十米宽。
贝提克站在舵桨边,看着我,女孩捡起长长的撑杆,把筏子撑离了码头。
“等等!”我说,“该死,等一下!”我一跛一跛地走下码头,奋力跳向木筏,越过大约一米的距离,还未完全复原的腿撞上筏面,尽管我使劲用那条完好的胳膊稳住自己,还是滚进了单薄的帐篷。
伊妮娅向我伸过手来,但我没有理会,自行站起身来。“老天,你这牛崽子真倔。”我说。
“这话不该由你来说吧。”女孩回敬道,然后走过去坐在木筏前端,我们已经驶进中央水流。
出了建筑的阴影,希伯伦烈日的光线变得更加刺眼。我同贝提克一道站在舵桨旁,戴上古老的三角帽,想得到一点阴凉。
“我猜,你是站在她那边的。”驶进宽广的沙漠,河流又变窄了,成了先前的渡槽,我最终开口了。
“我完全中立,安迪密恩先生。”蓝皮肤的人说道。
“哈!”我说,“可你赞成乘坐木筏。”
“迄今为止,它用起来都颇为顺手,先生。”机器人说着,后退一步,我蹒跚向前,从他手中接过舵桨。
我看着一箱箱新的补给,整整齐齐地堆在帐篷的阴凉下,看着火盆、上面的加热立方体,以及一堆坛坛罐罐,看着霰弹枪和等离子步枪——刚上了油,正躺在帆布罩下——看着我们的背包、睡袋、医疗箱和其他东西。我昏迷的时候,他们在筏子上竖了根“前桅”,上面挂了一件贝提克的白衬衫,它在上头迎风飞舞,像一面呼啦啦作响的三角旗。
“好吧。”我最后说,“去他娘的。”
“说得好,先生。”机器人说。
下一个传送门在城外五公里。穿过拱门那暗淡的阴影时,我眯起眼望向希伯伦闪耀的烈日,然后我们进入这扇传送门的边界。跳转到其他远距传送门的那个瞬间,内部的空气闪着微光,发生了变化,让我们瞥见了前方的景象。
唯有全然的黑暗。随着我们继续前行,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但温度骤然下降了至少七十摄氏度,同时,重力也改变了——突然间,我就感觉像是背着一个和我一样重的家伙。
“开灯!”我大喊,紧紧握住舵桨来抵抗突然加剧的水流,随着重力陡然增加,我稳稳站住,拼命抵抗那股可怕的拉力。刺骨的寒冷、全然的黑暗加上难以忍受的重力,这一切都令人心惧。
他们俩已经装好了在新耶路撒冷找到的提灯,但伊妮娅首先打开了那支古老的手电,她轻轻一按,灯亮了。光芒划破冰冷的雾气,穿过黑暗的水面,照亮了距头顶大约十五米那一层坚实的冰。各式各样的冰钟乳几乎垂到水面。黑暗急流的两旁和前端,匕首般的冰柱兀然刺出。遥远的前方,大约一百米之外,光线渐渐照不清了,似乎有一面坚实的冰墙堵住去路,一直延伸到水面。我们在一个冰洞里……而且是个看不见出路的冰洞。那寒意让我裸露的双手、双臂和脸上针刺般灼烧着。重力箍在脖子上,像是套了很多层铁领。
“该死。”我说着,固定好舵桨,蹒跚着走向背包。本就有条腿不灵便,背上还多了八十公斤东西,简直没法站直。贝提克和女孩都已经在那边了,正翻找着隔热服。
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噼啪声。我抬起头,以为是冰钟乳要砸到我们头上,或者是窟顶在如此可怕的重力作用下塌陷,但事实上,只是桅杆撞上一层低矮的冰架折断了而已。桅杆掉落的速度比在海伯利安重力下快多了——它冲向木筏的情景,像是快放的全息影像,稀里哗啦,木片纷飞。贝提克的衬衫撞上木筏,发出一声巨响。它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上面覆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该死。”我又说了一遍,埋头翻找自己的羊毛贴身衣,牙齿捉对儿厮打。
啄序:一群家禽中存在的社会等级,其中每一只鸟禽能啄比其低下的家禽,而又被等级比它高的家禽啄咬。
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准备让他继承衣钵,但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于是进入剑桥学习神学,成为一个言必称《圣经》的正统基督教徒,直到1831年底,他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之后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称理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