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5/7页）

但随着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甚至是不可避免，西方研究者可以得到的帮助大大地增加了。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和冲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前西方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因为同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国内战，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实现自身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地控制，正如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那样。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挑战是真实存在并正在持续的。同样重要的是，国共之间的争斗已经又一次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常态，双方“配合默契”，如同1945年的情况一样——尽管现在的环境更加复杂，双方的位置也发生了倒转。

50年之前，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已经发展出远远优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技能。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工作可能仍然是出色的，但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众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相反的方向转移了。20世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世界趋势”，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都在以一种自觉、辩证的方式应对世界潮流。经过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宽松，中国共产党自我调整的步伐越迈越大。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是否会顺应世界潮流，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而是中国为自己设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以及它要用多长时间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讨论，例如，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由于这些问题，人们对香港的未来提出了许多疑问，最后由邓小平本人明确了中国的立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指导政策。邓重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民选政府的建立制定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度表。[18]

为了结束国共两党的历史争端，北京对台湾做了类似的承诺。然而，台湾的步伐要快得多，它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从国民党统治的一党制专制政权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共产主义国家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显然决心避免类似的命运。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中国的“内战”状态仍在持续，中国大陆会“坚守原则”，偶尔发出战争警告，但总的来说，这场冲突已经完全回到了政治领域。这场冲突的意义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了。结束国共两党敌对状态的谈判久拖不决，双方迟迟难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条款。谈判本身就像一场有关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的辩论。

由于谈判事关重大，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传统观点，并尽量利用过去和现在成功的例子。如今人们可以接触到关于中国内战的大量新的研究材料，一部分是因为随着政治自由化的进程，保密的要求在不断降低，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共双方正在激烈争夺这段历史和未来的解释权，由此解禁了不少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外国学者想要直接获得党和军队的原始记录有多么困难。很自然地，为了突出自己的优势和掩盖自己的弱点，国共双方都力图“控制”各自的历史。因此，国民党的材料主要关注1945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的事情，即国民党政权最初成立时期发生的事情。在国民党的历史论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国民党在外交关系上取得的胜利——正是外交上的成功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国民党的记录还强调了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连续性，以及他们在台湾取得的成功。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光荣而伟大的历程上。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具体战役和政治都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共产党自己讲述的政治很少涉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预示了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变。相反，现在中国共产党希望人们记住，是其提出了和解性的统一战线策略、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让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降。作为传奇，这些事迹在无以计数的战争故事书和老兵的回忆录里被人们反复传颂着。其中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明显的，提醒人们共产党过去曾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从而巩固当前遭到削弱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了被自己击败的对手，同时提醒人们自己过去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自己的领导下，国共两党最终能再次联合起来。

双方通过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选择性地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的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旧有的共产主义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造成的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双方对过去50年成功、失败和对抗的不同记录更将这些差异扩大了很多倍。此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对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最权威的文件和资料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考虑到50年来的变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记录越来越多地开放，人们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公共领域的记录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我们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湾事件的新书就是这种超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下的历史学范畴的明显例子。长期以来被禁止讨论的政治事件终于合法地出现在历史叙述中，而且很快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糟糕的经济管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1949年以前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政治评论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新旧时期学生运动的许多诉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对战争、日本侵略、贫困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注重历史先例，强调连续性，希望留下自己的历史遗产。实际上，这只是古代中国政治中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已，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重新使用了这一方法。

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过去中国政治历史的兴趣可能仍会存在差异，西方的研究可能会继续避开中国内战这一时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结论。根据新的资料写成的一两本新书还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新的趋势。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关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战争的研究显示，堆积如山的新材料下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要想实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可能性还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最终能得到多种形式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