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与战败者(第5/6页)
据报道,苏州的商业机构必须向接收政府支付1000万伪币,才允许重新开业。许多小城镇被勒令每月向驻扎在附近的亲政府的非正规军缴纳大笔“赞助金”。[54]政府官员亲自到附近的农村地区寻找平民房屋,并以种种借口非法占有它们。官员经常强迫当地商人降低商品价格,然后卖给他们。[55]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先后有四批接收官员被派往徐州。而在此之后,对敌伪资产的接收仍然没有结束。第一批接收官员是第十战区先遣指挥部派遣的;第二批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官员;第三批是国防部的官员;第四批则是粮食和经济部的官员。这些官员收缴了包括大米、面粉、香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大量物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机器被拆走以及原材料的损失,工厂无法恢复生产。[56]
湖南车辆案件
由于上海—南京地区是最早被中央政府人员接管的地区,人们有理由期待那里发生的不法行为不会在其他地方重现。但让人们失望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在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公路局的负责官员介绍了有关接收该省敌伪车辆的腐败情况。大部分的敌伪车辆最初由交通部监管的机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公室负责接收。运输委员会获得了大约3500辆汽车。其中的1000辆被移交给了湖南公路局。
根据湖南公路局的报告,该局的接收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11月3日至12月上旬。在这一时期,公路局从陆军第四供应服务站手中接收50辆卡车,但实际只接收了这些车辆中的80%,另外20%神秘地失踪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公路局从湖南战争运输委员会办公室接收250辆汽车。公路局指出,它们实际只收到了大约一半的车辆。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946年1月至4月中旬,公路局从战争运输委员会那里接收另外700辆汽车,但这些车辆一定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因为它们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汽车”了。公路局接收的车中没有一辆是可以上路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批“资产”,公路局不得不将这些旧车拆开,把能用的零件卖给湖南的各家汽车修理店和五金店。同时,湖南公路局总共只有60—70辆汽车维持全省的交通运输。
在这些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公路局的报告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单独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运输委员会的代表声称该委员会从敌伪那里接收的3438辆汽车,包括1000辆转交给公路局的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好无损的。[57]与此同时,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讯困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糟糕的后勤。显然,这些困难并不都是由人们通常说的“军事情况”造成的。
东北地区
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58]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59]
尽管苏联搬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仍有许多机器留了下来。《大公报》报道,抚顺煤矿80%的机器没有被损坏,鞍山昭和钢铁厂剩下的机器能每月生产2部火车头和100根铁轨。炼钢设备也是完好的。锦西地区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下来。辽阳纺织厂的一部分机器仍然是可以使用的。虽然大部分火力发电机被苏联人运走了,但水力发电机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人撤走后,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相当可观的。[60]苏联军队刚一离开,国民党官员就立刻声称他们拥有这些“赃物”的所有权。[61]《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当局对敌伪工业资产的处理时指出:“一些取得工厂所有权的人并没有让工厂重新开始生产,而是拆除厂里的机器设备,把它们当废铁卖掉。”[62]
东北地区的接收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资产会被第一个看到该资产的接收官员据为己有。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描述了1946年3月23日他在沈阳看到的情景:
接收情况十分混乱……一则有争抢工业设备的情形,二则抢占公共建筑和房产。眼下政府人员正在争夺家具。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空无一人的楼房已被某大员派人把守起来。某军官已接收了数千栋房屋。国民党的一个事业单位——中国文化署——已派员到此,正忙于接收日本印刷所和书店。某政府部门代表方才抵达,但大失所望,只因可接收之物已所剩无几。然而一些部门索性将其他政府部门的封条撒掉,代之以自己的封条。此事令当地人民不胜惊讶,“中央政府的人”比其他人“没啥好的”。[63]
另一位当时在沈阳目睹这一切的记者这样评论贪污可能导致的后果:“我担心,我们不仅将失去东北,还将失去民心。”[64]
一年之后,沈阳出版的官方《中央日报》承认,只有一小部分接收工作的完成是令人满意的。例如沈阳一个区的接收情况。这个区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日本资产,于是中国政府顺理成章地接收了这个区的房屋。但在等待处理期间,这些房屋并没有被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而是很快成为少数几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947年9月,一些“新主人”已经开始出租这些房屋,收取租金了。[65]
“打苍蝇”
国民参政会于1946年3月29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强烈批评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惩治腐败的接收官员,指责政府有意包庇这些官员。参政会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本省糟糕的接收情况。广东省代表韩汉藩说,海南的接收工作完全是一片混乱。空军官员占据了许多农场,海军则得到了国营招商局。一群军官占领了所有加油站,另一群军官夺走了所有汽车。结果“有汽油的人没有汽车,有车的人没有油”。广东省的另一名代表张良修在报告中说,政府将“大批诈骗犯”派到了广东,他举了四个实例证实自己的指控:(1)广东省省长和新一军指挥官同意将接收的一部分日本人房屋划归给参政会,但在参政会接管这些房屋之前,军队搬走了里面所有的家具。(2)陆军后勤部的船运监理会强占了所有可以使用的船只。(3)军事人员拆除并搬走了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所有的水电设备。(4)曾在日占区开展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工现在开始接受汉奸的贿赂,帮他们掩盖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