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第8/12页）

新秩序建立后，作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的土改才算真正完成。参加多样化的控诉运动最积极的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军队，组成了新的村领导班子。人们得到土地和财产后，纷纷加入农会和其他村组织。这个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体制结构才是共产党可以依赖的：它可以负责征收粮食税，组织军事运输队，在征兵期间对不愿报名的农民施加社会压力。

现在让我们回答在本章导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为土改的结果，这些都是党在农村扎的“根”。只要条件允许，这些“根”真的能够保证粮食和人力的可靠供给，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做斗争。

进两步，退一步：巩固和矫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46年11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她得知边区官员（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没有薪水，住的是简陋的农房，只有一日两餐，每年只有两套棉布夏服和三年一件冬天的棉服。一天傍晚，在与边区政府几位最高层官员共进晚餐时，她说到她的美国朋友倾向于原谅国民党官员招致恶名的腐败，因为他们的薪水如此之低，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贪腐以保证收支平衡。大家都笑了，有人回答道：“这不是他们贪赃枉法的原因，国民党官员必须贪污受贿，因为如果有谁努力工作又不窃取人民的钱财，蒋介石会把他当作共产党抓起来！”[151]

这个玩笑没有说清共产党官员传说中的廉洁背后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是1947—1948年的党的整风运动。它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抑制当时正在执行土地政策的基层党员和工作干部中的腐败。与国民党反复宣称要改革和自新不同，整风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面子。该运动开始于1947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反对土改运动中的右倾错误。这段时间正像前面所说，是平分财富最彻底的时候。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不久，遵照“群众运动法则”，工作重心转移为对“左”倾思想的纠正上来。党的整风运动在这一时期继续进行，与巩固土改和纠正过激的运动同时实行。在同一时期，在人民解放军内部也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教育运动。[152]

右倾问题　在“平分土地”这一节已经提到，党的领导已经在提倡整风运动，用它来纠正1947年上半年的某些右倾问题。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详细讨论了土改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为了与之前的评价保持一致，会议将困难归咎于渗透入党内，特别是渗入地方党组织的“地主、富农和坏蛋”。他们的错误包括贪赃枉法、招权纳贿、任人唯亲、傲慢、营私舞弊、窃取公共资源。因此，阶级队伍不纯和工作方式不恰当成为阻碍土改彻底实行的两个主要问题。除了通过《土地法大纲》，土地会议还采纳了一项决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党运动，从而将部分解放区已经开始实行的行动路线推广到全国。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地区也召开会议讨论《土地法大纲》和整党。在这段时间，解放区党的各级会议成为传播指示、收集有关当地情况的信息、训练当地党员和干部的主要途径。在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齐聚太行山的冶陶，共度了85天。边区土地会议的内容包括检查、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一些党员因为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受到了惩罚，其中至少有两人因此被开除了党籍。[153]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返回原处，召开县土地会议，全体县一级的专职政工干部参加。在山西的潞城县，土地会议在1948年2月召开，延续了一整个月。每个与会干部被要求交代他的阶级成分并对过去工作做自我批评。这里，一些人同样因为他们的缺点被惩以警告或停职，还有一些被开除出党。然而大多数人在参加完会议后打算回去实行村党支部的净化工作以及彻底平均重分土地。这些被重新教育的县级干部被编入了工作队，遣往县里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开始调查和改革工作。[154]

在1947年11月底和12月，晋察冀边区报纸的一系列社论显示该边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10月中旬，差不多1000名地区领导干部齐聚一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学习《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与其他地区一样，晋察冀边区代表所表达的主要忧虑是：《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决议没有被彻底实行，因此很多穷人依旧没能摆脱封建的枷锁。

在会议之后，干部和党员的错误被广而告之，一起公布的还有改正它们的方法。为了去除党的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在现有党员的调查结束之前，停止新党员的注册。所有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他们的工作都经过仔细检查，看他们是否阻碍了土改，特别是当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被斗的时候。

1947年的一项重要创举是，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允许村里的群众参与整党。村里所有党员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曾经犯下错误的干部和党员被要求公开承认错误，并接受聚集在一起的村民的批评。那些侵吞本应分配给穷人的没收财产的干部和党员被勒令将财产还给人民。如发现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干部将被撤职并予以相应惩罚。一篇社论更是宣布：村民应该自己选举村干部；贫农团和农会应该调查村党员并建议将不合格者开除党籍。[155]

北岳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时，邀请非党员的贫雇农参加。同样地，当阜平县党委召开土地会议的时候，它从村庄找来了贫农和雇农代表来参加会议。在两个会议中，一开始到会的农民都迟疑着不发言，但是后来能够畅所欲言。据说有的干部，当他们的错误和弱点被公之于众的时候，不禁痛哭流涕。当边区中央局召开了地方党委会议时，据说彭真同志自己在做报告前也咨询了非党员的农民代表的意见。

这一由刘少奇提倡的联系党外群众以纠正党内问题的方法显然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在1957年整党以及又一个十年之后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在后面这场运动中，刘少奇自己还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然而，在1947年，这一方法并没有受到晋察冀边区党员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护。他们质疑，本身既非党员甚至也非干部的人们怎么可以参加整党会议。但是，边区报纸告诫道，我们党的原则清楚地规定要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不能脱离他们。因此，当我们平分土地和整党的时候，为什么雇农和贫农就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呢？报纸继续说道，当农民讨论《土地法大纲》的时候，他们的谈话全部是关于村里事务的，你们党员也许会觉得他们离题了，事实上，这对你们是一个教训。他们正在告诉你们在以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时候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如果听取了当地群众的意见，你们可以知道哪一条款适应农村的情况。[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