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阅读：终生学习（第13/14页）

我请教他，在他的领导历程中阅读所扮演的角色。“你要是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必定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我在西点军校时，变得对军事史非常有兴趣，他们把这门课命名为‘军事艺术史’，我十分喜欢那门课。我收藏了我的军事艺术史书籍好多年。当我离开越南时，我把这些书送给了西点军校，获得了一套西点军校的地图，我把这套地图当作告别礼物送给了刚晋升为将军的吴光士上校。

“我一直对李将军、格兰特、谢尔曼、巴顿，尤其是布莱德雷等人的领导方式极感兴趣，我拥有所有与他们相关的书籍，当我还是中尉、上尉时，我便开始阅读和搜集这些书籍。我的父亲有一整套哈佛的古典文学，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版本。当他去世时，我表示我想要那些书，然后那些书就成了我藏书的一部分。”

我问他是否读过哈佛古典文学系列。他说：“是的，我有另一套名为《现代修辞学》（Modern Eloquence）的系列书籍，发行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为止，内容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演讲。我并不只是阅读历史，我承认我也非常喜爱诗歌。在西点军校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诗。”

我问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谁。“年轻时，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骑士派（Cavalier）的诗是我最爱的——像拉夫罗斯（Lovelace）以及此类诗的作者。我喜欢勃朗宁（Browning），也喜欢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一些诗真是好极了。此外，济慈（Keats）、莎莉（Shelly）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也是不错的。

“人的成功部分来自于善于体会别人或感受和关怀别人。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我会看一些剧情片并坐在那里泪流满面，虽然我完全了解那只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我对事物、对热情都有感觉，我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这可回溯到我的直觉及我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绪。”

柯林·鲍威尔将军对阅读的兴趣则较晚才开始。他告诉我：“只有从离开利文沃斯（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解到阅读的重要性。我阅读了有关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书籍，埋首于这些书籍之中影响了我的一生。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是雅诺维斯基（Janowski）的《职业军人》（The Professional Solider），然后是波格著的四卷本乔治·马歇尔上将自传，特别是“全胜”马歇尔（S. L. A.“Slam” Marshall）所著的《三军部队军官》（The Armed Forces Officer）。”

约翰·沙里卡什维利将军，1993—1997 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自波兰移民至美国时才 16 岁。当他告诉我，他是通过看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西部片来学英文时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他成为了一位认真的军校学生。他说：“我记得，当我开始对军队事务有兴趣时，我试着去阅读我拥有的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在我到达美国之后，我们正准备庆祝南北战争 100 周年纪念，我阅读了所有关于南北战争的书籍，然后我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我读了好几遍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我沉迷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回忆录》，拿这本书和曼彻斯特所著的有关麦克阿瑟的书籍《美国的恺撒》来比较，是很有趣的事。”

沙里卡什维利将军鼓励年轻军官们阅读。“我回想当我担任营长时曾受到很大的挫折，我担忧那些尉级军官们——要求他们去阅读有关军事史的书籍是多么的困难。你可以一直命令他们去阅读，但我希望他们对军事史有狂热的兴趣。记得有一天我很高兴，偶然地要求一名中尉阅读《天使杀手》（Killer Angels），然后给我一份阅读报告。他读完后，对那本书爱不释手。从那时候起，我用该书让年轻军官开始阅读的习惯，这将有助于他们喜爱上阅读军事史。”

显然，是艾森豪威尔的阅读历史使他发展成为一个典范，如同我们在这一章所论及的将军们所做的一样。特别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性格具有如此多的风格：在逆境中的活力和耐性、不屈不挠的勇气、大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作为军事史上一支最庞大舰队的领导者，他承担着足以让人崩溃的责任，只有这些风格能促成他的成功。

对那些渴望未来职务具有挑战性和重责大任的人们而言，阅读传记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生命中我们学习并从个人的经验中获得成长。然而因为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受限于他们自己的经验，经由传记，借助于那些成功者的人生经验，我们学习并快速成长。

在过去的 35 年，我观察到那些热爱阅读的将军们的思维有较高的深度和理解力，阅读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他们主要的兴趣是传记和历史，但是许多人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也有兴趣。在年轻时，他们全都阅读过如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鲁德亚德·吉卜林、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等人的冒险小说，这些作者激发了他们军人生涯中的冒险兴趣。一些爱好诗词的“战士们”常展现出特别的心理敏锐度。他们具有的第六感、他们的直觉，经由其他领导者的想法和性格磨炼和加强。

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我们常把读书视为理所当然的机会。1997 年，一位保加利亚的学生来美国求学。在一篇获奖的论文中，克拉西米拉·可发（Krassimira J. Zourkova）写道：“至今我仍不确定，在保加利亚成长，究竟是一件我该遗憾的事还是我应该感谢的事。我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为何在我二年级的证书上，记载我曾加入共产党儿童组织，以及我祖父从医学院被开除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他是‘政治上不可靠的’。然而，我始终无法绕开的便是正面的意义：这种对生命特别由衷的感激——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却是共产主义带给我幼年的正面意义。

“我记得室友脸上的惊讶表情，当她看到我的手在我的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上下滑动，好像在抚摸它时，她笑着问我，我是否在幻想。事实上，那时我在感受这本教科书，因为我是第一次打开它。这是初次接触到一本书，从第一次接触到光滑的封面到胶水简洁的裂缝，那裂缝是在打开扉页，然后将书页压下时产生的，这个时刻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在很久以前，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我发现一本我父亲花了好多天时间才找到的书放在桌子上，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与兴奋，这是我所谓的‘幸运’之夜。在那个时候，想找到要买的书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通常我必须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当商店大门打开时，排队的群众冲进店里，而我必须在数分钟之内——书架被一扫而空之前，尽可能去抢最多的书，当然更希望我所寻找的书正好在抢到的书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