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阅读：终生学习（第5/14页）

谢尔曼终生喜爱书籍，在退休的岁月里，他读了很多书。他个人庞大的藏书包括 12 册《威灵顿的报告书》（Dispatches of Wellington）、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可勒（Buckle）所著的三卷本《美国的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等人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能没有一个人所作的决策超过乔治·马歇尔将军。他认为阅读对他的职业生涯很重要，且是作出好决策的重要因素。

马歇尔说：“如今我了解到，在家庭生活中，我可从阅读之中获益良多。说也奇怪，我的父亲大声阅读，而且喜欢如此阅读。我的母亲读很多书给我听，如《艾凡赫》（Ivanhoe）⑫和那个系列所有的书籍，但是她的视力逐渐衰退，最后无法再为我读书。那时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而我们大都喜欢听他读的书。他读很多的书给我们听，我可以回忆那些书的部分内容，记得有住在罗马的美国作家马里恩·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所写的“萨拉西内斯卡”（Saracinesca）系列——《圣伊拉里奥》（Sant Ilano）和《唐·奥西诺》（Don Orsino）。我记得我父亲为我们读的费尼莫尔·库珀（Fenimore Cooper）故事集，特别是由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所写的著名故事。”

在一次访谈时，马歇尔提到他小时候读的一些没那么严肃的书籍：“在那个时期，有很多薄薄的小说，如尼克·卡特（Nick Carter）小说集、弗兰克·梅利威尔（Frank Merriwell）小说集、老南方（Old South）小说集。当时弗兰克·梅利威尔的小说集是被广泛阅读的，除此以外我们被禁止读其他的书。为了阅读尼克·卡特的小说集——它们很类似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的佳作，我们必须躲到避暑小屋去。”

当马歇尔还是孩子时，曾受雇于圣彼得教会，阅读使他惹上了麻烦。马歇尔说：“我的工作是为风琴打气。打气泵的位置十分狭小，就在风琴的后面，泵就好像是船上舵柄的把手一样。打气的工作并不困难，除了你必须守在那儿之外，但是布道时你必须等待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天早上，在等待的时候，我忙着看 5 分钱一本的尼克·卡特小说。正看到最精彩的一段时，我的注意力被一阵敲打声叫回到风琴上，那敲打声是风琴师芳妮·何威（Fanny Howe）小姐从风琴的键盘上发出来的。然后我意识到她必须在布道结束的时候演奏曲子，但音乐并没有从风琴里出来……她不仅不高兴且十分震怒……她结束了我为风琴打气的工作。”

马歇尔在高中时候的数学、拼音和文法上，只是个成绩普通的学生，但是他说：“假如是历史的话，我的表现就很好了。在历史上我可是最优秀的学生。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罗伯特·李将军是我崇拜的英雄。”

1957 年 3 月 6 日，在一次和福瑞斯特·波格的访谈中，马歇尔回想在弗吉尼亚军校当学生时的阅读情形：“我阅读任何能弄到手的书，那是相当大的数量，特别是最后的一年半。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发现我的室友尼克尔森（Nicholson）——他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孤儿——拥有《皮卡尤恩时报》（Times-Picayune），那是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报纸。有一天，尼克尔森无意中说到他们要检查许多书，检查后以 5 分钱一本的价格将那些书籍出售。因此，我们赶紧叫尼克尔森联络在报社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愿意将这些书籍买下，并且送给我们，所以你可以在记录簿上找到尼克尔森捐赠给图书馆书籍的记录，这就是此事发生的情形。我是一个快速的阅读者，佩顿（Peyton）也是一个快速的阅读者，但尼克尔森阅读速度慢，所以佩顿和我就把那一大堆书都读完了。”

在一次访谈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详细讨论了“阅读”对他职业军人生涯发展的重要性。“我在西点军校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西点军校有一门‘军事史’的课程，这门课与现在所学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学的军事史之一是‘葛底斯堡战史’（Battle of Gettysburg），我们被要求的第一件事是熟记每一位将军和代理将军的名字。你必须知道他们指挥哪些部队，然后他们给你每一位指挥官在某时某刻的状况与位置。我一向讨厌记忆，虽然我的记忆力很好，但这样的教学方式引不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并未将精神放在这门课上，因此，我这门课几乎不及格。”

尽管在学生时代曾因踢足球而受伤，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在陆军任官。“那时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要选择军人作为事业，我就要成为最好的军人。并不是说我就此停止玩乐，我想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喜欢玩乐的。可是当我静下心来念书时，我不会去做任何其他事情。我在寻求新的计划、新的想法，因为我无法忍受堑壕战及为什么我们不放弃这种作战形态。我阅读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堑壕战的资料，我实在没办法使用那样的作战形态。但因为他们认为我具备当教官的特殊才能，因此我勉强地接受了堑壕战的训练。对一个年轻军官而言，这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安慰。”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毫无疑问，是福克斯·康纳（Fox Conner）引导了我，让我能以比较好的方法学习。我重新开始学习是在 1915—1919 年，但我遇见康纳并与他一起学习是在 1921 年。他就是教导我系统学习计划的人，他曾是盟军远征部队的作战军官，是一个风趣、有耐心的人。他认为我将会有所成就，因此，他要看看我是否是那块料。”

康纳拿历史书籍给艾森豪威尔少校读，然后就书中的问题考艾森豪威尔。康纳在他巴拿马的宿舍里为艾森豪威尔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书房，他在墙上挂了地图以研究世界战略，并要求艾森豪威尔为营区的军官上课。在巴拿马的丛林里，他们两人是固定的伙伴，晚上坐在营火旁边，康纳会就指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书籍进行考试。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撰写战场命令和操典并且负责所有其他的行政业务。

对一位年轻人而言，能受到陆军中最优秀军官之一的教导，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在艾森豪威尔接受的所有训练之中，最有价值的可能是康纳了解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成果。康纳认为《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呈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联盟指挥。在联盟指挥作战前 20 年，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学习统一的联盟行动了，当然，这也是造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最伟大的贡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