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 阅读：终生学习（第8/14页）
不久，丘吉尔以一位年轻军官的身份驻防在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他继续保有阅读的热情。“从 11 月到 5 月，我每天阅读历史和哲学 4—5 小时。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显示在实际上他和苏格拉底是一样的，由威尔丹（Weldon）先生亲编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叔本华（Schopenhauer）⑬的《悲观论》（On Pessimism），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On Population），达尔文（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这些书和其他那些不是很精彩的书混杂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教育。”他终生喜爱历史和自传。
第一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是一位勤奋的阅读者。1925 年，他是弗吉尼亚州兰利机场（Langley Field）“空中勤务战术学校”（Air Service Tactical School）的军官学生。这个陆军学校系统的目的之一是解除这些军官正常职务的负荷，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学习、思考及反省。斯帕茨的日记显示他是一个广泛的阅读者，且不限于他狭隘的专业事务：“1925 年 5 月 10 日，阅读亨内克（Huneker）的《高空作业工》（Steeplejack）；1925 年 5 月 18 日，读完唐·马奎斯（Don Marquis）的《黑暗时刻》（The Dark Hour）；1925 年 5 月 25 日，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文学作品……乔治·安西（George Ancey）的《兰布林先生》（Monsieur Lamblin）展现了一个在现实中难以想象的性格。”
最有意义的是这个注解：“阅读《高空作业工》直到中午——引文：‘把我们在两个永恒之间的休息，用于去追求黄金，对我而言是很荒谬的……’今后，我要获得足够的黄金以消除任何有关老年的烦恼。对一位飞行员而言，烦恼年老这回事是很可笑的，但我了解，有一天我可能结束我的军旅生涯，无论是经由我自己的意志或是其他方式。”
1957 年，托马斯·D. 怀特（Thomas D. White）将军成为空军参谋长，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人和政治家，他就任时正逢空军的关键时刻，那时冷战方兴。他熟悉 7 种语言，包括中文和俄文。
我向怀特将军请教关于他的军人生涯及为更高责任所作的准备。他谈到阅读的重要性：“我在巴拿马的最后一年是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将军的副官，他是老陆军中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写了很多书，而且也是 1920 年《国防法案》（National Defense Act）的作者之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国防重组法案。他是《华盛顿、林肯、威尔逊：三位军事政治家》（Washington，Lincoln，Wilson: Three War Statesmen）一书的作者，另外还著有关于冯·斯图本（Won Steuben）将军的《武装的美国》（America in Arms）及《政治才干或战争》（Statesmanship or War）。帕尔默将军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者，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怀特尝试了好多年，想得到被派往中国的机会，最后他奉命前往中国学习中文，1927 年 6 月 10 日，他离开旧金山前往北京。他保存了横渡太平洋之旅及中国之行的日记，并且继续他的语言学习。“船上有两名前往关岛的方济会修道士（Capuchin monk），他们将在关岛待 16 年。据闻他们来自西班牙……我曾和他们练习西班牙文，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很快就把西班牙文给忘记了，虽然有一个时期，我几乎可以不加思考说一切东西。我猜想我很有语言天赋。”稍后的 1927 年 6 月 15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去阅读、复习我的俄文，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件愚蠢的事，但俄文是有趣的语言。特别是，假如我们经由釜山（Fusan）和沈阳（Mukden）前往北京，在途中可阅读很多俄文书。在乔治城（Georgetown）学习俄文的八个月时间，便能使我的发音很正确，所以只要不妨碍我学习中文，假如我想学的话，继续学习俄文也无妨。当我在西点军校或别的地方，为了消遣而学习中文时，我十分确定当时常有人嘲笑我，现在我会很愉快地笑回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嫉妒我前往中国。”
怀特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1927 年 6 月 18 日，他写道：“我正在阅读《中国历史概论》（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这是本最新的有关中国的书，而且真的很有趣。我也有足够的书籍维持我 3—4 次的旅行。像这一次，有《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写的《拿破仑传》（Napoleon）、《罗曼史的皇家道路》（The Royal Road to Romance）等书籍。”
怀特对国际关系的知识，是他被选为空军参谋长的重要因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该职务上的特殊表现。
怀特真的很努力地工作。1930 年 1 月 27 日，他写道：“我埋首于书籍中，我用所有的时间努力工作，以赶上我脚受伤时所耽误的工作进度。在马格鲁德（Magruder）少校不再任武官之前，我还要完成我的航空字典（用中文编的），我必须在我离开之前完成这本字典的编撰。”他也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空军》5 月份那一期，有我《理论上的特技》（Acrobatics on Paper）及《如何编一本中文字典》（How To Write A Chinese Dictionary）的文章。”
在怀特访问马尼拉时，他和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起待在该地，史密斯以中将的军阶自空军退休。史密斯记得怀特待在中国的最后一年，“允许他到处闲逛并做他想做的事……他常告诉我，他想叫一位人力车夫到乡下去，一次去两个星期，只是到处走走，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说中国话、学习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很了解当地人的艺术与文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十分有兴趣，他的主要目标是去学习如何说不同的中国方言。”
美国陆军退役中将路易斯·E. 贝尔斯（Louis E. Byers）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怀特的事：“当他在北京担任翻译官一职时，他的勇气、想象力和自发去承担特殊事情的性格，促使他要求美国驻北京武官尼尔森·马格鲁德准许他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早期去前线访问。怀特的报告清晰、精确又客观，以至于在陆军部随处可见。从那时起，他便很受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