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领导模式（第7/8页）

马歇尔曾经告诉艾森豪威尔：“假如你的部属无法执行你所交办的工作，那是因为你未对他们作好妥当安排。”一个领导者在军中能有多大的成就，依他是否能对部属充分授权而定。单位规模越大，权责下授就越重要。一个领导者最得人心的做法，是赋予部属任务，然后放手让他执行，并在必要时给予支持。艾森豪威尔本人对参谋人员的态度非常开放，但他强调他的参谋人员要尽可能自行解决问题，不要养成把问题推给他处理的习惯。

一个指挥官是要花时间来训练出一个他可以授权的团队。阿诺德表示：“一个指挥官在他的参谋尚未进入状态前，他本人应亲自督导所有的任务，但这样一来他会吃不消。所以，假如他够聪明的话，应该尽早训练他的助手进入状态，然后将权责下授给他们，自己保留监督权。”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了解授权对决策的重要性，他强调一个人必须“要让那些最适合作决策的人来作决策……将决策阶层向下推的最大好处是，可对适当阶层的人进行决策训练”。

艾森豪威尔在 1942 年 12 月 10 日的日记中回忆道：“我每天都觉得应该承受下属的失望与怀疑，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以完成任务。但奇怪的是，这些下属中，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负担丟给上级长官。须知当他们领受命令去执行某项任务时，他们是在为指挥官解除一项重大负担。”

在此，我们要再度强调艾森豪威尔对授权一事提出的警语：“身为领导者，你必须为部属的行为负起全部的责任。”1991—1995 年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沙利文将军也于 1995 年 4 月 14 日致陆军将级军官的一封信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的价值观将陆军与国家结合成一体，这个价值观也使得我们的资深领导人可以将权责下授给部属，并期望部属不只是采取行动而已，还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也就是期望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展开行动……而身为资深领导者，我们的任务在于创造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并要求我们的部属不只是能采取行动，还必须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我采访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高阶将领中，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是克拉伦斯·霍伯纳（Clarence Huebner）中将。他成功的例子，显示出了美国民主体制所提供的受教导机会及美国陆军中的发展机会。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布希顿（Bushton）镇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受教，中学只念了两年，之后只受过职业学校的教育。1910 年他进入陆军服役，服役期间他展现了特殊的领导才能，因而在 1916 年脱离士兵阶级，被任命为步兵少尉。本书先前已讨论过他在多位导师的培训与鼓励下，达成了非凡的成就。他在退伍之前的最后一任职务为美国空军驻欧部队指挥官。

我问霍伯纳中将，西点军校毕业生及那些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导师有何特别之处。他回答道：“他们都有高尚的风格，尤其是他们都能体现西点军校的校训，即责任、荣誉与国家的概念。”

这突显了西点军校及其他军种军校的毕业生所具备的责任感，他们在多年后成为了其他军官与士兵们的榜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西点军校的教育，追根究底，其最重要的精神在于风格的养成。”我采访过的所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担任现役将领的西点毕业生们，全都提到了西点军校的“学生祈祷文”（Cadet Prayer）对他们风格的养成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祈祷文中那句“教我们选择困难但正确，而非简单但错误的道路”。西点军校的学生几乎每天都要朗诵“学生祈祷文”。

我采访了这么多位高层军事领导人，可说是种非常特殊的经验。很少有人有这种机会，能采访这些伟大的将领，并深入了解他们对于自己及其他将领能成为杰出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自己及同时代的将领的领导风格的评论。他们的坚毅风格、品德，以及他们谨守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的事实，让我觉得温暖与快慰。不过有位空军将领，人称“博士”斯特罗瑟（“Doc”Strother），也是西点毕业生，却告诉我：“我们的风格是来自于家庭教育。”我想这类将领可能原本就具备高尚的风格，再经过西点军校的训练及与风格同样高尚的同学相互激励之下，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崇高风格。

他们无我无私，热爱国家，放弃了许多更高薪的工作机会。他们喜爱自己的职业，并以自己的职业为荣。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喜爱军旅生涯并且爱护士兵。在陆军或空军，你给一位职业军官的最高恭维是称他为“军人”（soldier）。布莱德雷的回忆录取名为《军人》（Soldier），李奇微的回忆录名为《一个军人的故事》（A Soldier’s Story），而威斯特摩兰的回忆录叫《一个军人的告白》（A Soldier’s Reports）。这 3 本回忆录的书名反映出 3 位非常受人敬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对他们士兵的感情。

本书所研究的将领们都真心喜爱自己的职业，爱护他们的士兵。艾森豪威尔在担任了好几年的参谋职务后，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调至得州胡德堡的第 3 军团服役，内心备感高兴。1940 年 7 月 1 日，他写信给和他一样都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学布莱德雷：“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和每位陆军的弟兄一样，我们的工作负荷很重，所面对的大大小小问题很多。但这样的工作太棒了！……我想不出哪里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1941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接到命令，要他前往战争部的作战计划处报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纸调职命令对我的打击很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拼命想找机会前往战场，但都未能如愿……我希望未来战争再起时，我能够待在部队。我认为，被调回我已经整整待过 8 年的城市服务，不啻表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将重演。我心情非常沉重，打电话要妻子帮我收拾行李。在接到命令的一个小时内，已经出发前往战争部报到。”

艾森豪威尔在他到达华盛顿几周之后的日记中，表明了他的想法与对军队的热爱。他在 1942 年 1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很暴躁。这里有很多业余战略家与爱慕虚荣的人。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回到部队中去。”

近来的高级将领中，也有人对于被调离部队生活而感到难过的。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在被告知他将接任驻欧盟军最高统帅后，曾告诉我：“我不喜欢这个职务，我想花更多时间和士兵在一起。”同样，迈耶将军与弗诺将军对于自己要被派任陆军参谋长这个陆军最高职位一事，都持保留态度。他们都感伤道，这项派职将剥夺了他们与士兵一起工作的机会，而他们认为跟士兵在一起“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