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5/6页）
洛克对内战的理解正是格劳秀斯所说的“混合”战争，一边是“公共权力”，但是人民代表权威而不是统治者。因此，这永远都不会是一种双方都具有正义性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甚至比霍布斯还要激进，对罗马将国境之内、公民之间发生的战争称为内战的这个传统进行了否认。对于洛克来说，内战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公民社会的崩溃——文明的退出——直到合法权威得以恢复。洛克明确地表达，这样的恢复是发生在1688年，他将其称为“教皇制和奴隶制给我们送来了奥兰治亲王”——也就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1]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在著名的没有流血冲突的“光荣革命”中，他与妻子玛丽一起登上王位。[62]
洛克是否会认为“光荣革命”是17世纪英国的最后一次内战，甚至不是内战呢？这似乎不太可能。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内战或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内战不同，“光荣革命”是相对短暂的，迅速得到了解决，且未再次发生。最近历史学家把“光荣革命”看作没有先例的英国内战：“在1688年确实没有内战，没有战斗，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流血事件，不像1642—1646年那样武装暴力频繁爆发。”如果说“光荣革命”是“第四次”英国内战，那么，按传统的观点，其他三次发生在1641—1649年之间，而发生在1688年的最后几个月的“光荣革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63]“光荣革命”可能是结束一切内战的英国内战：这场派系斗争中，双方都有军队，但没有领土，没有任何军事冲突（至少在英国土地上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流血冲突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把权力从一个党派转移到另一个党派：这可能是一个发生在“公民内部”的事件，但不是一场战争。
与洛克同时代的英国贵族、共和主义思想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1683）对内战不可避免这种观点颇为不屑。西德尼，和霍布斯、洛克一样，一直积极地参与“排斥法案”运动，但是他从政治反抗理论转向了实践，并于1683年因参与了反对国王的阴谋而被处决。他可能认为这样的阴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与君主政权所带来的更大冲突相比，这种阴谋更可取。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论文《论政府》（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1698）中，他写道：“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事实上，正如他那一章的标题所写的那样：“相较于君主制，共和政府不易受内部混乱的影响；越能巧妙地管理内乱，就越容易恢复。”在他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制下的继承人和继承权存在着破坏性分歧，而非君主制度没有受到这种困扰。[64]
西德尼通过对历史上所有暴力骚乱的详细分析来展示这一区别：国王统治下的以色列，君主制的波斯王国、罗马、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例如，在法国，王位继承权引起了“多次革命”，就像在罗马一样，“一场内战的结束是另一场内战的开始”。似乎他觉得地中海和北欧的证据不足以说服他的读者，于是，西德尼总结了自诺曼征服以来一系列血洗英格兰的内战。他写道：“同样都是内战，但英国的悲剧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从“征服者威廉”死后的继位之争到都铎王朝的纷争，在这5个世纪里，英国的历史似乎陷入了无止境的争端。[65]
西德尼显然深受罗马的历史学家及其效仿者的影响。正如他早先在《宫廷仪轨》（Court Maxims，1664—1665）中所指出的那样，争夺皇室继承权的战争十分凶残：“毫无疑问，对此，英格兰、法国和佛兰德斯都是见证者，在这三个国家，这些战争造成的流血和死亡，远超残酷的马略与苏拉、恺撒与庞培的战争，以及从王政时代到恺撒王朝，罗马发生的所有其他战争。”难道所有这些历史还不够？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还需要什么来阐明正是君主制孕育了战争，共和制带来和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认为，“自由国家”“厌倦了内部冲突，于是寻求君主制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港”，这既荒谬也很危险：“那我们也可以认为死亡比活着更好，因为所有人都试图延长生命，但最终还是难免一死。陷入分裂的自由国家最终实行了君主制，这只能说明君主制意味着毫无生机。”[66]
通过区分罗马内战与罗马的其他战争，西德尼阐明了内战的意义：他认为，“内战”这个名字“被荒谬地应用于奴隶和角斗士的战争；因为角斗士也是奴隶，而内战只能发生在由公民社会的公民之际，奴隶并不是公民。同盟战争的参战者是自由人，也不是公民；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不能称为内战”。[67]西德尼的前辈们及同时代人援引罗马历史来证明，共和政府直接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不稳定。西德尼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受到内战的折磨……但是，共和制国家没有那么多内战的困扰。”[68]
罗马共和国——既没有皇帝也没有国王统治罗马人的时期——是西德尼的观点的最佳例证。17世纪20年代末，保皇派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在《父权论》（Patriarcha）一书中阐述了关于“平民政府的瑕疵”，西德尼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反驳。菲尔默描绘了一个动荡而短命的罗马“民主”：从罗马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到恺撒大帝的崛起仅仅过了480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叛乱，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破坏性“内战”：“同盟者战争显然是内部的；奴隶战争及角斗士起义；马略和苏拉的战争，喀提林阴谋，恺撒与庞培之战，后三头同盟奥古斯都、雷必达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让罗马的街头血流成河。”弗罗鲁斯认为罗马最伟大的成就——扩大了帝国疆域——是“民主政府”带来的成果，而菲尔默不赞同：“即使在那个时代，世界因罗马在海外的胜利惊叹时，国内公民被屠杀的悲剧应该受到同情，包括来自那些被罗马征服的敌人的同情。”罗马在继续扩张，这些战争也仍在继续，而罗马公民将征服异国的武器对准了自己的同胞，直到“内部分裂最终使得政府回归到君主制”。[69]
为了证明君主制的必要性和共和制的不稳定性，在叙述共和制下的内战时，为了附和奥古斯都提出的君主制保障了和平的论断，菲尔默将其转换为对君主制更有利的叙述。西德尼对菲尔默的反驳同样是具有争议的。他赞同撒路斯提乌斯所说的，帝国的战利品就像是一种使政治体系瘫痪的疾病：“当伟大帝国的战利品被用来装饰私人房屋时，想要维护公民的平等，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是极其困难的。”[70]并不是因为坚持共和制导致了罗马的煽动叛乱及最终的内战；相反，恰恰是因为偏离共和制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没有君主使得公民挑起了战争，而是因为有敌人的存在。无论如何，罗马思想家认为，西德尼而不是菲尔默对共和国战争中所面对的敌人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内战只能由公民社会的成员发起”：对于内战冲突，这是一种惯用的罗马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