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战的世界（第7/8页）

派顿仅评价了这一定义中5项标准中的一项——交战方控制着领土——仅有这一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满足的。当他采用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和大卫·辛格（David Singer）对内战的社会科学定义时，他发现“伊拉克仅仅在过去45年中，就经历了7次不同的内战”，与契甘和布尔所声称的自17世纪中期以来的整个现代历史中仅有5次内战，以及塔赫里所说的自罗马共和国以来仅有3次，大相径庭。[68]

所有这些试图精确定义内战的尝试都注定失败，也注定了只能提供虚幻的认识。原因很简单，在于内战是实质上有很多不同观点相互较量的概念。确实，即使将这两个字拆成“内”和“战”，它们都可以分别引来不同的观点，并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分析中，随着诸如地点、强度、持久性的具体情况改变而改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说在不同的定义中，内战的哪些特点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或者如何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冲突中。要想做到精确地使用清晰的定义，结果只是无可避免地变得政治化。那些定义中的元素，以及它们的应用方式，一直是争议各方的原则性问题。内战的话题尤其如此——一个争议不断的概念及其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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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各种超国家社区的概念催生了大众的恐惧和一些敏锐的分析，即内战将会以地区、大陆甚至终极的星球级别爆发。随着对内战想象的限度不断扩展，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即内战的本身在其形式上正在变得更具跨国性，其影响也更具全球性。芬奈伦悲天悯人的世界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作家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德国画家弗兰茨·马可（Franz Marc）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都得到了迟来的响应。1914年9月，萨尔维米尼警告他的读者，他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乎人民、阶级以及党派的“全球性内战”，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两个月后的1914年11月，马可第一次称这次战争为“欧洲内战”。[69] 1919年战后，凯恩斯充满遗憾地回忆由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俄国、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共同创造的文明中“一起繁荣……一起在战争中受到打击……也许会一起衰亡”于“这欧洲的内战”过程中。[70]这一说法在整个世纪都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用来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连续性，至少在欧洲有这种连续性。[7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敌意的征兆导致了对“红与黑”之间“国际化的内战”的恐惧高涨，蔓延在整个欧洲。[72]战争爆发之后，根据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罗易（M. N. Roy）在1941—1942年所写的，这次“具有国际性大规模的内战”提供了民族解放的机会。[73] 在20世纪晚期，一个类似的观点由右翼修正主义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提出来，对他来说，从1917年到1945年的整个时期是“欧洲的内战”时期，因为这是同一社区之内的斗争，这些斗争发生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74]将整个世界大战的时期视作一场单独的内战，这样的描述也可以出乎意料地在某些精英群体那里找到拥趸，比如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把1914—1945年写作“欧洲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文明的战争——在东亚又和“亚洲内战”相交。[75]

这种对内战观念的扩展，是“冷战”的结果。1962年1月，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第二次国情咨文中说道，“冷战”本身即被称为“一场全球化的内战，分化并折磨了人类”。[76]两个月之后，1962年3月，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西班牙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列宁社会主义导致的“全世界革命阶级与敌人的内战”。[77]在施密特的例子中，扩展性的内战观念并不是“冷战”的遗留，而被他和他的追随者自1939年以来当作一种艺术化的术语，用来批评所有革命式世界主义的虚假，不管是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还是“目前的全球世界内战”（他在1950年如是说）。[78]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对这样的传统有更多认同感，在其1962年6月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中曾预言：“马上要爆发的战争并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不是外在的两个国家实体之间的，而是作为一场国际化的内战发生在全世界的不被尊重和不被保护的城邦中。”[79]汉娜·阿伦特也同样支持这一说法。次年她在《论革命》中认为，20世纪见证了从战争和革命的相互连接关系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现象，“一场世界大战，看起来像是革命的后果，一种遍布全球的内战，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被相当多的公众如此看待，并且有相当的合理性”。[80]

“全球内战”，最近被用来表示跨国界的恐怖主义者如基地组织的游击队反对国家行动者的斗争，如美国和英国。在一些支持者的认识中，这一后“9·11”时代的用语指的是内部冲突的国际化，特别是在分化的伊斯兰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投射到了世界范围。作为一个广义的对恐怖主义的暗喻，“全球内战”也被用来暗示一种对立各方之间的肆意斗争，不受任何传统战争形式所受的制约，一种退化到自然状态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形式，一种特殊种类的冲突，其中所有的边界，“内部的”和“外部的”，州际的和国际的，都统统被模糊了。[81]面对这种情况，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4年写道：“我们当代世界的特点是，有着一般性的永久的全球内战，持续地受到暴力威胁以至于民主制度被荒废。”[82]这就是内战作为施密特所说的“特例状态”：紧急状态是由一个集权的国家元首决定的，在这里法治可以被统治者的主观判断或者军事法所取代。“面对被称为‘全球内战’那势不可当的态势，”乔治·阿甘本在2005年写道，“在当代政治中，特例状态越来越表现得像主导的政府范例。”[83]

这种隐喻式的内战含义的扩展，带有过去内战含义的一些特征。例如，一个明确的社群，为了其中的主导权而起冲突，并且偏离于任何正常的政治或“文明”的轨道。“全球的”内战这个观念额外地带有普遍人性的含义，这个含义可以识别世界大都会那样一个社群中相互怀有敌意的公民之间爆发的冲突。从这些方面说，近期“全球的”内战的说法，其实是源自罗马的长期存在的内战观念强化版，只是后来被世界主义者在共情和视野方面拓宽和强化了。这样的“全球的”内战也许无法像其他冲突形式那样，被社会科学家们以那些可靠的方法进行分析。它也无法像其他不具备国际特点的战争那样，可以受到法律约束或者人道主义的改善。然而这一用语内在包含的复杂性，它从20世纪初带来的意识形态重量，以及有些人在使用时暗示的反伊斯兰教的含义，使得它成为一个在本质上广受争议的概念，就像“内战”这个定义本身一样。在这个方面，最近关于“全球的”内战的讨论可以被视为内战所引起的竞争性概念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