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洋两岸（第22/24页）

他富于幻想，有时变得神经质，也许和他五岁的时候得过轻微的癔症有关。他的经历充满着戏剧性，见过日本最有权势的贵族西国寺公望，见过中国国民革命之父孙中山，遍游欧美诸国，出任贵族院议长，经常以“亲美英派”自居。陆军部的人却把他称作“一个年轻的公子哥儿”。

近卫又叹了一口气，轻声历数着日本的明治史、大正史和昭和史。仿佛一出煊赫的正剧已近落幕，一位报幕员为了提醒观众不要忘掉剧情，再次讲述一遍舞台上演过的剧情和演员。

他讲到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打开了日本的门户，引起日本的混乱和思索。明治维新，日本上下全力变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从大举兴办生丝工场到出口“南洋姐”到东南亚。日本人一分一厘地积累外汇，换机器，换技术，换枪炮。从精神上和实际上向白人请教，拼命生产，改进工艺，周转资金，开拓市场，日子紧得透不过气来。

日本人忍受着恶劣的居住条件，粗粮的饮食，在亭子间似的工场里干活，在鸽子笼似的房间里生活，除了四张榻榻米的空间和一张桌子外，几乎一无所有。在木头房子和纸糊的墙里，住着一群梦想独步世界的黄种人。那房子同飞鸟时期和德川时期没有什么两样，一旦着火，大火蔓延，会成片成片地焚光烧尽。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死者十万余人，大部分死于火灾。如果美军丢下燃烧弹，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在一种变态的苦斗中发展，生产出自己的商品，但却没有市场了。市场早让列强瓜分完毕。日本国小人少，资源贫乏，资本无法流通和周转，只得向外扩张。它的扩张路线是一条传统路线，渡过对马海峡，侵略朝鲜；渡过鸭绿江，侵略中国。也许，根子就在这里。以后的事，无非是越来越大，无论是哪届政府还是哪个人，都刹不住日本扩张之车了。

裕仁天皇时期，可以说是一部激荡的昭和史。军部、政府和财界，在扩大侵略的大方向上并无本质性的分歧。问题就出在侵略中国上面。伴随着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产业界也面临崩溃之势。工业倒闭成风，产品大量积压，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抛上街头，农民也纷纷破产。早在日俄战争时代，日本军阀就看出了中国的软弱。在产业界和财界的支持下，悍然侵吞了中国东北，当时的犬养毅内阁默认了这一行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正忙于围剿共产党，地方军阀也互相混战，国联对日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国甚至暗示关东军去对付苏俄。日本军阀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同时也解决了日本的经济危机。由于仗打得太顺利，日本军界和政界普遍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腐朽不堪，只要一击就可以坐收全功。近卫文麿第一次当首相，起码他是这么想的。

一位年轻人打断了近卫的回忆。

“近卫公爵，日华战争开始于昭和十二年，当时，殿下正在主持日本政府。从芦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难道我们就没有结束战争的机会吗?如果有，我们又是怎样错过的?请您指教，无论今天的战争结局怎样，历史的教训必须告诫后人。”

近卫随声看去，见到一位很有生气的青年，腰板挺得笔直，一看就知道是位退伍军官。他穿着西服，右臂的袖子空荡荡的，用一枚别针别在衣服的下摆上。他的眉毛浓密，眉心有一粒黑痣，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他注意到近卫文麿的目光，很坦然地自我介绍：“我是大盐平内弘，前第八方面军少佐参谋。在拉包尔负了伤，现在已经退役。”

冈田启介向近卫介绍说：“大盐平君是清冈正照君介绍给我的。他参加了荷属东印度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对南洋的战事有很精辟的见解。大盐平君在家中研究了日本近代史，特别是大东亚战争史。他在海军中还有几个朋友。年轻人，后生可畏，近卫公爵有什么军事方面的事情，尽可以问大盐平君。他有真实的质感。”

大盐平向近卫鞠了一躬：“请多指教。”

近卫的思路被拉到七年前的那些紧张激动的日子。芦沟桥事变同柳条湖事变一样，是军阀把政府拖入战争的沼泽。本来，一度达成的就地停战协定，被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撕毁了。接着又入侵上海，南京屠城，都是军队先斩后奏。那一年九月四日，他召开了第七十二次国会临时会议，会议情景还历历在目。

“大盐平君，我第三次组阁失败以来，这几年闲居家中，也反省日本如何走上战争之路。本来，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不扩大方针’，但是军部看透了政界虚弱的素质。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次长多田骏、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的杉山元大将和梅津美治郎大将、朝鲜驻军司令小矾国昭大将全部主张扩大支那战事，他们表面上应付一下政府，实际上早已经在多年前制定了战略计划。即便如此，在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上也屡次发生冲突。

“由于我军在华北和华中的顺利进展，我也从消极变为积极，终于在第七十二次临时议会上发表了那次广为人知的演说。我记得是这样说的：‘今天，中南支那的战局已经扩大了。我认为消极和局部的解决是不可能的。作为利剑斩乱丝的积极全面的方针，是给予中国军一次重大的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和军队放弃其错误的排外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能反省，今后我国将与之共处，城心诚意地发展东洋文化和东洋和平。’

“我觉得我当够了陆军的傀儡，所以我要站到台前，代表日本政府公开说话。

“很可惜。我们错过了良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有利。国联虽然谴责了日本，但一纸空文，毫无效力。美英袖手观望，美国还继续供给我们石油和废钢铁；一切远非想象中那么严重。我们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中国国民党人正热衷于打共产党，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愿意谈判。但是我们却提出使对方无法接受的四项条件。迫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总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陆军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多田骏和石原主张北进对付苏联，支持政府的谈判；而东条、梅津一伙‘统制派’则认为必须彻底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这种分歧使谈判发生混乱，受到掣肘。

“我那时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近卫严肃地说。“如果说有责任的话，我丝毫也不打算推卸。十二月十三日我军占领南京，我在一周后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处理事变纲要’，我预计对国民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是谈判成功的捷径，我想起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首相。我当时认为今后不一定期待同南京政府实现谈判，准备另行收拾时局，以对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昭和十三年[6]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就和平条件的详细内容提出照会，我根据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的方针，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对现存的中国中央政府，日本帝国打算予以消灭，并促进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从此之后，日本自动地彻底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方针，坚决支持汪兆铭政权，和平的希望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