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3/17页）

稍晚托尼走进我房间，告诉我亚当受审的全部细节。亚当看见他，却没有露出任何认出他的反应，只凝视他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便从腰部以上前后晃动。他没有打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托尼很仔细地察看过审判大厅，他的结论是，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强行救走任何一个人，就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便衣警察和职业杀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没有等到宣判便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但托尼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过街去西门子办公大楼的掩蔽壕内躲避。他们的地窖很深，在里面极有安全感。通常我们都会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罗玛莉·舍恩贝格已从她短暂的忧郁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开始作战。我们终于发现监狱（是一座军方监狱）就在莱特车站附近。她已去过那里，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烟买通了其中一名典狱长，请他传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那人甚至带回一张回复，戈特弗里德抱怨牢房里虱蚤太多，要我们送些防虱粉给他，也要求一点食物，因为牢里只有黑面包，他无法消化。以前送进去的包裹他都没收到，所以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进去。罗玛莉很想问那位典狱长亚当·特罗特是否也关在里面，但她必须小心，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们表现得太好奇，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戒心，不但令往后的脱逃计划更加困难，而且还可能提早他被处刑的日期。

知道亚当或许还活着，令我大为安心。但很多人，包括罗玛莉在内，却认为我的反应不可思议，都说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我无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现。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伦贝格，他曾经提议伏击运送亚当去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的车子。他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找我时，仍满怀希望，非常乐观。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达勒姆的住处，结果来开门的女孩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门口，又什么都不肯说；只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阵子才会回去。我感觉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瞒，便告诉她我是外交部的职员，曾经替冯·特罗特先生工作。她一听到这句话，表情立刻变了，走进屋里，换另外一个女孩出来。这个女孩比较友善；她告诉我彼得失踪了，也没去城外的工厂上班。我问他的地址，说我必须立刻跟他联络。她说她了解，但写信也没用，因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头晕目眩地离开，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丧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论我去找谁，似乎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真的是求告无门。现在他们逮捕的人只是密谋者的点头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密谋，只知道他和亚当在哥廷根大学念书时，参加了同一个社团，而且是好朋友。即使就这么一点关系，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谋”发生时，彼得·比伦贝格正在管理位于德国占领之波兰境内的一家工厂。7月25日，他获悉特罗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组织营救计划；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蜜丝谈起他的想法。可惜一等他返回波兰，并针对营救计划做最后的调度，自己竟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恶名昭彰的莱特街监狱。

然后我想起克劳斯·B。虽然过去我一直避免跟他变得太熟，因为我从来不确定他的底细，可是现在，我决定如果他真是我怀疑的那种人，也许只有他能帮我。回城后，我找到一座还没坏的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说我必须立刻见他一面，他叫我去动物园车站附近等他。我们沿着布达佩斯街走下去，经过被炸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他等我说完，停下来面带觉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说：“原来你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希望你是，”我脱口而出，“因为这样或许你就可以帮忙了！”

他立刻一脸严肃，说他会尽量想办法去打听最新的状况，看看是否还来得及，并要我信任他。我们约好明天在伊甸旅馆的废墟外见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问施莱尔全权委员是否可以免我的职，因为我想参加红十字会，去当护士。万一我最后的两个朋友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独自面对这帮走狗。我唯一的顾虑是，上级很可能视我这项决定为表明立场。施莱尔的回答令人丧气；他说西克斯博士绝不会让任何人自由决定他们的去留。我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再生一场病。

下午下班后赶去伊甸旅馆，克劳斯·B腋下夹了个用报纸包的大包裹，在那里踱方步。他一言不发，领我走到动物园废墟里的一张长椅旁，等确定四下无人后，才告诉我他已四处打听，但现在没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任何事。希特勒复仇的心如饥如渴，没有一个涉案的人能逃得过；而且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就算稍具影响力，亦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引起怀疑。他接着说，所有和密谋者有关系的人，现在都遭到监视，我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面对他们的刑讯方法，我很可能会招供，连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须不计任何代价，避免被捕。这时他打开包裹的一个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轻机枪的枪管。“如果他们来抓你，你千万不要犹豫，把他们全部射死，赶快逃。他们一定料想不到你会这么做，或许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不，克劳斯。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还是别犯下谋杀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后，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东西，并找两位仆人谈话。他们告诉我，住在俾斯麦波美拉尼亚产业上的某人向当局告发梅勒妮，说她擦脚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还成了“反社会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复杂。他们说她现在非常虚弱，昨天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着起床，结果晕厥过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断了下巴；听得我心如刀割。当局准许她哥哥让—乔治·霍约斯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问：“他死了吗？”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果菜园，用咖啡换了两颗瓜，会想办法送进牢里去。

回柏林后，在格斯多夫家看见罗玛莉。她说今天守卫把戈特弗里德的脏衣服递给她时，她悄声问他：“冯·特罗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他说：“呀！呀！他还在这里！”又说她也可以写张纸条给他；明天他会把回复交给她。她写道：“需要我们送什么东西给你？爱你的蜜丝和罗玛莉。”她问那人亚当是不是在挨饿；他说不，俾斯麦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那男人没有说谎，那该有多好！（亚当·冯·特罗特就在这一天在普罗增西监狱内被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