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贡献（第2/2页）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39]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如亲临其境，呼吸与共。

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修辞学家为使文字更加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VI. 30 —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1）。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用一样。[40]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创作的影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和准确，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史传统的确立，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