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第6/9页）

随后，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七十五英里外的雅尔塔。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很多武装哨兵身着厚重的长大衣，系着腰带，以一百码的间隔依次站在路边。一些哨兵戴着羊皮帽子，其他人的帽子都是鲜亮的绿色、蓝色，或者红色。总统的豪华轿车经过时，每个哨兵都迅捷地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拽了拽父亲的袖子。“看！”她惊奇地说，“有那么多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些穿着制服的女孩，每个人都拿着两面旗，一面红色，一面黄色。如果路上很安全，巡逻的女孩就用黄旗指一下轿车，然后将两面旗都塞进左边腋下，用右臂轻快地行礼。这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也使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放心多了。

路程的前三分之一是绵延起伏、积雪覆盖的旷野，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的大平原。不过，与美国不同，这里的田野点缀着很多被击毁的坦克、烧坏的建筑、炸坏的货车，以及战争的其他遗物。车子经过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后，开始沿一道崎岖的山脊蜿蜒而行。从另一侧下山之后，车队开过了黑海边的许多农庄，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驶去。晚上六点左右，车队穿过雅尔塔，继续南行两英里，最后抵达里瓦几亚宫，这里将成为罗斯福的大本营。这座宫殿有五十个房间，由克拉斯诺夫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设计，于1911年沙皇尼古拉在位时建造。这座巨大的白色花岗岩建筑物矗立在海拔约一百五十英尺的基石上，紧邻浩瀚的大海和陡峭的群山。在斯退丁纽斯眼里，这是一幕让人无法呼吸的景色，使他想起了太平洋海岸上的某些地方。

革命成功之后，里瓦几亚宫改成了工人阶级的结核病疗养院。德国人将其洗劫一空，甚至连墙上的嵌板都拆了下来，只留下了两小幅画和一群群的蟑螂。在过去的十天里——在大使哈里曼的女儿凯蒂的监督下——俄国人从莫斯科大饭店运来各种家具设备，还调来一大队泥水匠、管道工、锅炉工、电工，以及油漆匠，将毁坏的窗户和墙壁修饰一新，并且修理了供热总站。至于蟑螂，则留给了爱干净的美国人。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美国海军辅助舰“卡托克廷”号上的船员们，彻底消灭了这里的蟑螂。

罗斯福住在一楼的一间套房里，配有私人餐厅；这里原来是沙皇的台球室。马歇尔分到了皇帝的卧室。风趣的金上将则占据了皇后的闺房，而他的同事们一直不让他忘记这一点。不过，虽然这里非常奢华，但对于这二百一十六名美国人来说，却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只有罗斯福拥有私人浴室。俄国女仆在进入其他的浴室时都不敲门，对吓了一跳的美国男人们的尴尬完全视而不见。

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马上离开机场，而是跟随莫洛托夫来到了一个暖洋洋的大圆帐篷。帐篷里有数张自助餐桌，上面摆满了热茶、伏特加、白兰地、香槟、鱼子酱、熏鲟鱼、熏鲑鱼、白煮蛋、黄油、奶酪和面包。

饭后，大家上路了。前往雅尔塔的这段路程，他们比罗斯福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中午，某个精明的参谋准备了三明治，吃过之后，他们又在雅尔塔以北的海滨小城阿卢什塔停了下来，莫洛托夫在那里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客气的英国人不得不尽力装出饥饿的模样，肚子都快要撑爆了。他们从罗斯福的里瓦几亚宫大本营前驶过，继续前行了六英里，到达了尤苏波夫亲王的宫殿——正是他暗杀了拉斯普金(10)，斯大林将在那里下榻。英国人继续沿着海岸南行了四英里，来到了他们自己的住处，沃龙佐夫宫。虽然这里不如里瓦几亚宫那么大，或者说浪费，却非常舒适豪华。从一侧看上去，它很像一座苏格兰古堡，而从另一侧看上去，又像一座摩尔式宫殿。与之相应地，大门两侧刻着两只雄狮。而在餐厅里，丘吉尔看见了一幅非常眼熟的油画。“我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他对汤普森司令说。那是赫伯特家族的一幅肖像，他曾经在威尔顿看见过；沃龙佐夫亲王的一个姊妹嫁进了赫伯特家族。

和里瓦几亚宫一样，这里的家具、设备和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宫里时，他认出了两个曾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为他服务过的侍者。他对他们露出微笑，但对方却不予理睬，这让他大惑不解。不过，当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场时，两个侍者却双膝跪地，亲吻他的手——然后匆匆起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6

在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纳粹自己仍然在审问那些之前试图结束第三帝国却未能成功的人。人民法庭已经证实有数百名被告参与了“七·二〇”阴谋。其中包括莱比锡市前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1943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认为德国人的道德力量已经耗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不过是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清除秘密与恐怖，恢复正义与正直的政府，从而为伟大的道德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将会像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诚实。同样，像过去一样，少数几个不这样希望的堕落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进行约束。

最有用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好。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说出真理，恢复信心，相信正义和法治终将重获胜利。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11)”。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斯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人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斯特的回答让弗莱斯勒惊慌失措，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〇”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布满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